上周談到歷史上的中國經濟曾長期停滯,1952年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扣除通脹後,下同),竟比2000年前的漢朝還要稍低,但此後經濟卻以幾何級數上升,2023年人均GDP竟是1952年的89倍!
此種形態在西方國家同樣出現,不過,它們從停滯到急升,發生的時間比中國早了100、200年,升勢也不及中國這麼急劇。
宋朝科技領先 「革命」未現成謎
西方國家在工業革命出現時,才呈現明顯的收入升勢,但在200年前,每年1%的增長率已足被視為可傲視全球。為什麼工業革命及在此之前的科學各種突破,比中國早了這麼多年?要知道,科技史大師李約瑟(Joseph Needham)發現,在宋朝中國的科技水平早已遙遙領先歐洲諸國。工業革命為何沒有理所當然的在中國首先出現,這便是著名的「李約瑟之謎」。
這謎題有一定的重要性,數十年前,在中國科技與工業仍都遠遠落後於西方世界之時,它尤其能吸引到大量歷史學家、經濟學家與科技專家的關注。不少前輩也特別在意,要創造什麼條件,才可能使科技革命與工業革命一樣在中國也能出現,今天中國既然已成世界製造業的第一超級大國,上述問題的關注度或會減弱。
「李約瑟之謎」並不是可輕易解釋的,諸家說法已有不少,有些也言之成理。我是經濟學家,自然會從經濟角度看此謎題,我的看法不見得是要取代別人的理論,但我相信可作重要的補充。
擴充市場 須靠高效交易系統
我以前多次說過,生產力的進步,除了倚靠科學及知識的利用外,最重要的因素便是勞動力的分工是否細緻。分工愈細,勞動力愈能專注做事,也愈能找出更有效率的生產程序。但勞動力分工不是要分便可分,設想在人煙罕至的窮鄉僻壤,居民要生產自己全部的消費用品,哪能分工?蘇格蘭哲學家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在《國富論》第三章中有名言,勞動力的分工受限於市場的範圍,我們可把此理解為市場愈大,分工的程度便可更細。近數十年全球經濟一體化後,市場大幅擴大,工業製品的分工亦演變至每一產品都可涉及一道生產供應鏈,不同的環節都由不同國家或企業負責。
從上可知,工業革命的前提是有一個足夠龐大的市場,使商品可無遠弗屆,從而使細緻的勞動分工變得有需要而且可行。在古代歷史上,如何擴充市場,其中的一個必要條件是有一個高效可靠的交易系統。
北宋時的貿易,往往要靠價值不高、運輸困難而且沉重的鐵錢作交換媒介,十分不便,於是出現了交子,這是紙幣的雛形;南宋時進化為會子,更是具備了很多現代貨幣的特性。政府需要多少貨幣,可自行印刷發行。會子背後有實物財寶作儲備支撐,但儲備率不用很高。有了一套人民信任的貨幣後,可把它作為交易時的工具,亦可以是儲值的工具。紙幣與白銀或黃金等貴金屬不同,數量不受缺金缺銀的限制,印製紙幣的成本亦遠低於換取或開採貴金屬的成本。有了紙幣,貿易方便得多,可以大幅擴大市場的規模。
不過,紙幣的優點亦成為它的弱點,南宋時的末代皇帝為了軍費,便濫發會子,很快地會子便貶值,大家不再信任它。朱元璋開國時也發行過紙幣,但他一樣抵受不了誘惑,印發太多,造成通脹,明朝的紙幣也廢掉了。代之而起的是用白銀作貨幣,但中國缺銀,要靠輸出茶葉、絲綢、瓷器等產品到南洋及歐美各國換取玻利維亞及日本所產的白銀。從幾艘明朝的南海沉船的貨物可見,中國與南洋貿易繁榮。中國經馬尼拉及墨西哥城轉至歐洲的海上絲路,在明朝一樣發達。中國輸出有價值的商品,換回的卻是被當作貨幣本身消費價值不高的白銀。由此可見,中國也參與了全球化貿易,本也有可能慢慢促成更大的市場更細的分工,但有兩個因素使中國沒有如西方國家般通過大航海,建立及剝削殖民地去為自己積累財富。
積累財富成空 無力再拓工業
第一個因素是白銀是用來做貨幣,若是用紙幣,便不用付出這麼大的代價,靠大量輸出自己商品去換取白銀。第二個因素是中國明清二代辛苦積累的白銀,後來都被不平等條約清空掉。歷史學家王裕巽估計,從1567年海禁開關至1644年明亡,中國通過貿易順差共流入3.3億両白銀。明亡後貿易繼續,1681至1800年,共流入4.58億両白銀。以致有人認為,世界一半的白銀都到了中國。不過,甲午戰爭後中國要賠日本2.3億両,八國聯軍後,要賠4.5億両,中國貿易的成果都被搶光,如何有餘錢發展科技與工業?
原刊於《經濟日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