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如何探索適合自己的發展路徑？

自從1840年之後，一代又一代的中國知識份子都在思考中國如何改革和復興。他們徘徊在傳統的中國思想文化與從西方帶來的新思潮方向中，透過試驗、學習和調整這一周而復始的方法來尋找中國進步的路徑。

試點是中國改革開放的重要手段

鄧小平先生在改革開放之初便創辦了經濟特區作為試點，第一批試點城市包括深圳、珠海、汕頭和廈門4個城市，它們實行特殊經濟政策和經濟管理體制，通過優惠的政策創造良好的投資環境，吸收和利用外資，引進先進的技術和學習現代的管理經驗，並且開闢和擴大中國與世界溝通與相互瞭解的視窗。

特區實施許多優惠政策，例如，在經濟特區之內，企業享受更低的設備和原材料進口、產品出口以及企業所得稅的稅率；外匯的結算與匯出、土地使用和相關人士的出入境收手續亦得到了相關政策的支持。經濟特區作為對外交流的視窗，在一定時期內通過中央政府給予的政策優勢和區位優勢二者合力，其經濟以超出一般地區很多的速度成長，人均經濟實力接近或超過中等發達國家（或地區）的水準。

事實上在中國決定採用任何重要措施之前，它必定會進行試點，作為將該議題的試驗。最著名的便是上述中改革開放初期時，由鄧小平先生主導的經濟特區試點。在第一批試點城市「先走一步」的嘗試相對成熟和成功之後，在1988年中央政府授權了海南成為經濟特區之後，至今亦先後批准了包括上海浦東、天津濱海新區在內等12個「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新特區」），以及包括浙江省溫州市、廣東省珠江三角洲、廣西壯族自治區和山東省青島市5個城市或地區的等等一系列的經濟區推進改革開放。

在1990和2000年代，在中國最常聽到的一句話可能是「與國際接軌」。這代表了中國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對國際慣常做法的求知與追求。「與國際接軌」是多方面的，涵蓋模式、政策和法規等各方面。而向其他國家學習是中國普遍採用的手段。中國學習的對象從香港開始，到新加坡和台灣地區，再到日本、韓國，然後到歐美，以及全球。在制定重大政策之前（諸如在金融、醫療、社會保障、產業引導等方面），中國政府必定詳細研究不同國家的發展模式，比較它們的利弊，然後作出最適合自己的選擇。

作為一種改革的方法，試點直到今天依然在進行。透過試點，中國政府（和企業）可以進行學習和適當調整。例如，2023年5月，浙江省首次召開全省共同富裕試點推進會，會議回顧了浙江省在中央指導下，以「試點中的試點」方式將共同富裕試點按特色、分批次地落地推進。這種方式在沒有許多先例可循的情況下獲得了創新經驗，一些試點甚至帶來了全國性的影響。

除此之外，數字人民幣的試點亦在全國持續推進。多個試點城市或地區，包括江蘇、廣東深圳、浙江義烏，因地制宜地推出了數字人民幣落地的解決方案，嘗試並拓展了許多不同的應用場景。從日常的「促消費」數字人民幣紅包、體育彩票的購買與兌獎，到為境外人士帶來支付新體驗的硬錢包、與多邊央行共同探索跨境使用等等多種不同類型的場景試點，逐步讓數位人民幣融入百姓衣食住行的各個領域。

試點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重要手段之一，其具備多方面的作用與影響力：一是可以在小範圍內測試新的制度或政策的效果，為全面推行提供經驗和依據。二是可以緩和改革的阻力，增加改革的可接受性和靈活性。三是可以充分發揮地方和基層的創新精神，適應不同的地域和條件。四是可以避免一刀切的做法，減少改革的風險和成本。五是可以提高改革的效率和品質，促進改革的深化和完善。

中國的「舉國體制」

蘋果大學的顧道格教授（Professor Doug Guthrie）在2022年接受媒介訪問時說：蘋果的供應鏈能夠成功在中國建立和營造是基於三個原因：第一，中國政府能在全國範圍內調控勞動力的能力；第二，中國擁有「將一切聯繫在一起」的一流基礎設施；第三，中國許多城市有能力建立產業集群，形成龐大而複雜的供應鏈網絡。

簡單來說，支援蘋果在中國供應鏈是中國的「舉國體制」。蘋果公司在中國建立供應鏈不只是因為中國低廉的勞工成本，還是因為中國可以提供的整套配合優勢，而這優勢往往是由政府、特別是地方政府所牽頭的。

顧道格教授還指出，蘋果公司在中國並不存在任何「IP被偷竊」的情況，因為相關的IP都是蘋果公司與供應商共同研發的。這是一種集體合作的精神，但大量的供應商（包括中國大陸和來自不同國家或地區的）透過由中國政府和國有企業提供的公共產品，和無時無刻不在的動態式管理和協調，才能不斷輸出創新來支援蘋果公司的高效供應鏈。

舉國體制另一方面還是一套由較發達地區協助較不發達地區的援助機制。中國實施東西部扶貧協作，東部9個省、14個市結對幫扶中西部14個省區市，全國支援西藏和新疆，開展定點扶貧。這不僅僅推動了貧困地區經濟的快速發展，而且更加彰顯了中國全國一盤棋的制度特色。

幾年前，我到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喀什市旅遊。當地導遊跟我說，喀什這幾年的旅遊設施和其他配套設施發展得很好，主要多虧上海來的援疆幹部。在此期間，上海的幹部帶來了新觀念新思路，讓喀什的旅遊設施和整體管理得到了大幅的提升。據官方媒體的統計，2010-2022年，12年間赴喀什的上海援疆幹部人才數量總計達到724人，其周邊產業也煥發了生機。

中國經濟嘗試中的不成功案例

就像所有嘗試一樣，中國在不斷的嘗試中免不了有些案例是不成功的。以下，我挑選了3個不成功的案例作為參考。

無錫尚德（下稱尚德）曾是中國大型太陽能電池板製造商。2000年，無錫市市政府與海歸創始人達成合作，並調集市屬企業600萬元建立尚德電力公司（註1）。得益於領先的技術，完整的產業鏈和不斷完善的政府平台建設，尚德於2005年成功在紐交所上市。但這家光伏產業裏的巨頭，卻於8年後宣布破產重組。

按照中共江蘇省無錫市委黨校的論文《從無錫尚德破產重整案看政府與市場的關係》所述，尚德的失敗，一部分是因為它內部管理原因導致投入與產出不匹配，同時也因為政府不斷提供的巨額資金和寬鬆信貸政策，讓尚德可以擴大它的產業鏈，加劇了企業流動性風險，最後引致到破產。從尚德的案例中，我們得以反思：政府在資金上的引導與扶持，有時非但無法推動企業的健康發展，反而會使企業忽略客觀事實，做出錯誤的風險判斷與決策。

另一個例子是江西賽維LDK太陽能高科技有限公司（下稱賽維）。作為當年入選亞洲百強企業的光伏巨頭，賽維於2006年在美國紐交所單一上市，創下了當年中國企業最大規模的IPO記錄（註2）。然而，曾經向着世界第一進軍的企業，卻在金融危機後迅速走向衰敗。根據當年政策規定，光伏企業的最高負債率不得超過40%。賽維當年102.7%的負債率，已經嚴重違反了市場規則，就連江西省新餘市市政府提供的30億元救助資金和當地國資對於其股本的兜底都已無法完全拖住賽維的下沉。

2017年武漢市投資的武漢宏芯更是戲劇性。剛成立不久後，宏芯花重金請來在晶片行業富有經營的管理人，購入荷蘭ASML公司的光刻機，投資額高達1280億人民幣，被列入省級重點建設項目。然而如此集錢財、人才、器材為一體，萬眾矚目的晶片公司，僅僅在兩年後便抵押掉了光刻機。而令人驚奇的是，抵押狀態上赫然寫着「全新尚未使用」。按騰訊科技的報導透露（註3），後經調查發現，幾位公司董事通過設立空殼公司北京光量藍圖，拉上武漢市政府成立重點專案公司武漢宏芯，然後通過總包商「武漢火炬建設」，將債務和風險轉移給貸款銀行、分包商、供應商。而各位涉事人在利用政府對晶片行業的重視牟取巨額利潤之後，便全身而退了。

從以上3個案例可以看出，任何體制都存在不完美。中國改革開放後所經歷的有成功，亦有不成功，但總的來說，中國取得的進步是比較多和顯著的。而且因為它內在的「試驗、學習、調整」的規律，它亦形成了一種自己修復的能力。

為什麼中國仍然擁有強勁發展動力？5-2

參考文獻：

中國發展動力系列文章：

中國發展韌性的底層邏輯（5-1）
中國如何探索適合自己的發展路徑？（5-2）
中國的有效政企合作模式（5-3）
中國發展模式有何文化淵源？如何制定避免走上極端的企業戰略？（5-4）
中國的新士大夫企業家精神（5-5）

謝祖墀

Dr. Edward Tse，高風管理諮詢公司的創始人兼CEO，香港中文大學商學院客席教授、長江商學院管理實踐教授、香港大學中國商業學院董事、顧問委員會委員暨客席教授，以及一些大型中國企業和國際投資基金的獨立董事。曾任職麥肯錫公司的美國舊金山辦事處，之後他於1990年初回到大中華區。謝博士是中國管理諮詢行業最早的從業領軍人物之一，曾經擔任波士頓諮詢公司（Boston Consulting Group）中國區總裁和博斯諮詢公司（Booz & Company）（前稱Booz Allen Hamilton，博思艾倫諮詢公司）大中華區董事長、總裁。為包括國內外的數百家企業提供過諮詢服務，涉及在華商業的各個層面，以及中國在世界的角色。他曾為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等國際金融機構以及中國政府不同層次的機構提供過戰略、國有企業改革和中國企業走出國門的建議。他已撰寫數百篇文章以及6本書籍，其中包括《中國戰略》（The China Strategy，2010年）、《創業家精神》（China's Disruptors，2015年）和《變局思維》（2022年）。麻省理工學院土木工程學士、碩士；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工程博士、M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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