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任何一個社會，企業家是國家經濟的主體。如果根據馬克思「經濟是基礎、政治是上層建築」的觀點，人們可以說，沒有企業家群體的崛起就沒有國家的崛起。近代以來，無論是早些時候西方的崛起，還是後來日本和東亞「四小龍」的崛起，都說明了這個現象。
從反面來說，即使國家通過政治力量「強行」崛起，但如果沒有一個企業家群體的支撐，國家的崛起就會變得不可持續。不說久遠的歷史，蘇聯的崛起即是一個典型的案例。
在計劃經濟下，國家替代了企業家的角色，儘管在建國之後的一段時間裏，國家能夠集中最大的資源來搞經濟建設，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因為缺失企業家群體，最終沒有實現可持續發展，在和西方的競爭過程中敗下陣來。
類似地，二戰以來，很多發展中國家在贏得獨立之後，即使政治領袖具有崛起的雄心，但因為缺失企業家群體，經濟發展缺失主體，國家崛起計劃只好付諸東流。歷史地看，沒有人會否認政治的重要性，但政治如果沒有企業家群體的支撐，便往往是無效的政治、空洞的政治。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崛起也是以經濟崛起為核心的，這個過程中企業家群體的作用自然怎麼評估都不為過。不過，在進入新時代以來，因為內外環境的急劇變遷，企業家群體面臨前所未有的嚴峻挑戰。總體來說，中國仍然為商人群體居多，而少企業家。商人和企業家既有關聯，更有本質性的不同。簡單地說，商人以賺錢為己任，一切以錢的多少來衡量企業的成功和自己的成就，而企業家則以改造世界為己任。
中國企業家的本質和特徵
從這個角度來說，中國企業家群體表現出至少如下特徵。（也應當指出的是，這些特徵也表明了這個群體今天所面臨的挑戰是難以想像的，因為這些特徵與其說是中國企業家的本質，倒不如說是企業家所處的環境造就了這些特徵。）
第一、離錢太近，離科學技術太遠。大多數人見錢眼開，唯利是圖，但對科學技術不那麼感興趣。商人自古就有，但企業家更多的是近代工業化的產物。經驗地看，近代以來的企業家群體是資本和科學技術相結合和整合的產物。西方的企業家改變了世界，但離開了科學技術則無從談起。世界上很多文明都好商，但商本身不足以構成國家崛起的動力。成功的國家都實現了從「商人」到「企業家」的轉型。沒有這個轉型，國家崛起會變得極為困難。當代中國儘管也培養了一大批專於技術的企業家，但相對龐大的商人群體來說，這個群體的人數仍然太少。
這些年，中國人蜂擁至日本購買普通的馬桶蓋、電飯煲等，這是匪夷所思的事情。這並不是說，中國人沒有能力製造優質的馬桶蓋和電飯煲，而是沒有工匠精神，沒有能力建設自己的品牌。這樣的事情雖小，但很能說明問題，那就是中國儘管是製造業大國，但對技術和技術的改進仍然處於漠視狀態。中國已經遠離傳統的「製造業」概念，確切地說是「組裝大國」。今天，很多企業深刻擔憂中美技術冷戰的來臨，因為一旦發生技術冷戰，技術進口就會變得困難，企業就必然面臨生死存亡的威脅。
第二、離權力太近，離使命太遠。企業有無使命？可以說，企業家的「初心」是有的。看看中國企業的發展歷史，很多企業最初也是雄心勃勃，想幹一番大事業，但可惜的是，逐漸地或者很快地，企業的使命發生了「異化」。對一些人來說，錢就成為了唯一的「使命」，而另外一些人則以和權力的關係來衡量成功。「權力崇拜」文化在中國根深蒂固，幾乎已經成為人們的血液，企業家更不例外。
儘管表面上看中國有「士農工商」的傳統，「商人」處於社會等級的最底端，但在實際層面，「商人」和「權力」的關係一直很密切，「紅頂商人」層出不窮。商人只有社會地位，沒有政治地位，但一旦靠近權力，和權力拉上關係，便可「狐假虎威」，似乎自己也有了權力。再者，商人這樣做也是有經濟理性的，賺錢不容易，通過和權力的關係而得到「政策尋租」的機會，是最容易賺錢的方式。企業家和權力之間的這種關係在當代中國不僅沒有改變，反而變本加厲。
第三、離官員太近，離老百姓太遠。經驗地說，官商永遠是一體的，但「官民一體」或者「商民一體」充其量也一直只是一個難以實現的理想。「官商一體」主要是因為兩者有共同的利益。中國企業家或者商人是最懂得官員需要什麼的一個群體；而官員也是最懂得企業家或者商人需要什麼。官員有「潛規則」（金錢等）或者「政績工程」的需求，企業家和商人有「政策尋租」的需求，兩者之間經常互相幫忙，或者互為工具，通過合作達到各自的目標。
西方學者說中國是「公司型政府」（corporate state），描述的便是這種情形。但很可惜，無論官員還是企業家卻不知道老百姓需要什麼。理論上說，在商業社會，消費者（即老百姓）是「上帝」，但實際上，消費者是最弱的一方，是最容易被欺騙的一方。這些年來，商界充斥的醜聞（毒奶粉、疫苗、食品、假商品等等），無一不是針對普通老百姓的。儘管中國的消費者越來越成為龐大經濟體的支柱，但仍然沒有實現其消費權的有效機制。
第四、離政治太近，離社會太遠。所有社會，政治和經濟不可絕然分離。企業家需要關心政治，不關心政治的企業家不會太成功。不過，企業家本身不是政治人物（除非棄商從政），不能把自己視為是政治人物。當然，企業家參與政治則是另外一回事情。企業家具有豐富的經驗，尤其在經濟事務方面，他們的實踐知識對國家的發展至為關鍵，可以通過各種途徑參與到國家政治過程之中，把這部分知識貢獻給國家。但是如果企業家的政治參與過程演變成為「政策尋租」過程，就會離政治過近。離政治過近的危險性也是不言而喻的，因為政治變化無常，今天的「朋友」便是明天的「敵人」。
離政治近可以「培育」出企業家，但更可以葬送企業家。實際上，企業家的最大政治就是把自己的企業做好，而要做好企業便要接近自己的「上帝」，即消費者。不過，很可惜，中國的企業家離社會實在太遠。在很大程度上，一些企業可以說是「政治企業」，只對官員負責，而社會則是被忽悠的對象。
這些年來，儘管「公司的社會責任」（CSR,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的概念也進入了中國的企業界，但到底有多少企業把「社會責任」當做是它們運行的內在動力？對很多企業來說，即使是「社會責任」，大量的行為也是在做給政治看的，而並非真心實意地為了社會。經濟發展了，但社會也被破壞了。在經濟發展過程中，保護社會的努力實在太少。保護社會既是政府的責任，也是企業的責任。當政府和企業都不僅不保護社會，反而破壞社會的時候，人們可以想像這個社會的樣子。
第五、在國際社會上，離「機會」太近，離「規則」太遠。對中國的企業來說，走向國際市場實在不容易。國際市場已經被發達國家所佔領，中國企業家是國際市場的「後來者」，「走出去」處處受擠壓，要承受更多、更大的風險。這就要求企業作更多的努力，儘量根據市場的規則來行事，以減少風險。但企業家對這個客觀環境認識不清或者沒有足夠的認識，從而把自己推向「風險地帶」。
很多企業家走出國門之後，一旦看到機會，便失去了理性，什麼事情都敢做。一些企業家在國內也經常是「機會主義者」，出了事情，就通過和權力、官員和政治的關聯來化解風險、求得問題的解決。問題在於，如果走出國門之後依然是機會主義者，要通過什麼途徑來化解風險呢？國內的「權力關係」很難延伸到國外。當然，也有一些企業家走出去之後的確能夠和當地政府權力、官員和政府建立各種關聯。不過，這種關聯也正是這些企業所面臨的巨大風險。一句話，對企業家來說，如果對「機會」所包含的風險評估不足甚至看不到，最終肯定是要出問題的。
社會環境制約企業發展
誠如前面所說，企業家所具有的這些行為特徵，大多是企業家所生存的社會環境的產物。但不管其起源如何，它們也是客觀存在的，有效地制約着企業的發展。就是說，如果要改變企業家的行為，就必須改變他們所生存的社會環境。
在這方面，政府作為的轉型是關鍵的。在中國，政府本身是企業最重要的營商環境，光有企業自身的努力難以改善營商環境。所謂的營商環境也就是一系列制度機制的存在，包括法治、政商關係、明確的產權、財產保護等等。產權的「明確化」和「保護」已經討論了數十年，但仍然處於兩個極端。對自由派來說，是私有產權；對左派來說，是國有產權。這種意識形態的爭論永遠不會有終結點。
經驗地說，無論是國有資產的產權還是民營資產的產權，都需要明確化，都需要得到保護。近來人們開始討論「中性制度」的確立問題，但在意識形態、制度和政策各個層面來實現「中性」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同樣，智慧財產權的保護似乎剛剛有了點意識。之前，這個概念只是為了應付西方（尤其是美國）的壓力，現在人們終於認識到了智慧財產權的保護是為了自己的可持續發展，而不僅僅是為了應付西方的壓力。如果上述這些構成了企業的營商環境，還必須塑造企業「趨善」的制度環境，例如確立可行的稅收制度，鼓勵企業群體承擔和行使社會責任等。如果企業不能承擔很大一部分社會責任，政府失敗便是可預期的。
在國際市場上，中國企業首先要遵守現行市場規則，哪怕是不合理的規則。只有在接受的基礎之上，才能進入國際市場，再尋求改革、改善和創新市場規則。在航海時代之前，世界各地已經形成了地方市場規則。葡萄牙、西班牙、荷蘭人和英國人開拓世界市場，破壞了原來的市場規則，確立了符合自己利益的市場規則。不過，當時的世界處於「弱肉強食」時代，「適者生存」，沒有其他國家有能力來抵抗這些列強的強盜行為。
但現在的情況已經大為不同，通過長歷史的全球化，已經形成了全球市場和與之相關的市場規則。這需要中國企業的智慧。但不管怎樣，政府和企業的合作原則是不變的，光是政府或者光是企業，都不足以開拓海外市場。企業在國際市場所面臨的挑戰，和政府在國際組織所面臨的挑戰幾乎就是一樣的。儘管如此，政府和企業如何通力合作走向國際，仍然是一個巨大的問號。
不過，在所有這些要素中，企業家群體的自我認同建設最為重要。如果企業家群體不能成為一個尋求獨立的群體，而繼續是權力、官員和政府的附屬物，所有其他方面的變化也拯救不了企業家。
原刊於《聯合早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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