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不能重蹈明清時代的覆轍

日經亞洲評論員秋田浩之5月30日發表評論，他引用京都府立大學教授、中國歷史專家岡本隆司的研究，指出明朝皇帝祭出「零瘟疫」政策來因應黑死病（鼠疫），在成功遏制了瘟疫後，明朝皇帝開始建立強大的專制帝國，並對外面世界關閉了邊境。岡本隆司認為，這段歷史影響了習近平的執政風格。不過岡本亦指出：「如果帶來勝利的嚴格控制激起了民憤，並破壞了社會穩定，那一切都是徒勞的。明朝的最終滅亡是習近平應該時刻牢記的。」

筆者認為單憑明朝遏制黑死病的政策，便得出最終引致明朝滅亡的結論，實在是過分武斷和簡單歸因。不過近日我們目睹外國人紛紛離開中國，中國逐漸與世界脫鈎，習近平與李克強各自在抓政治和經濟，將政治與經濟強行分割，甚至對立起來，裏面看到中國在一些方面，似乎在走以前皇朝的老路，當中所呈現出來的內斂性及「長城心態」，明顯帶有明、清時代的影子。

開局絕佳卻功敗垂成的明朝

明代中國值得今天中國警惕與借鑑的地方，是明朝擁有當時世界最強大的陸軍和水軍力量，同時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更難能可貴的是，明代中國處於全球經濟早期一體化的核心位置，是推動世界經濟發展的發動機，促使中國逐漸成為當時世界的經濟中心。

然而，即使出現了稍縱即逝的永樂盛世及鄭和下西洋，但國家一直沒有積極主動地借助海外貿易的巨大利潤與優勢，推動政權的整體改造和近代轉型。趙現海在其《十字路口的明朝》中，指出明朝有着「兩張截然不同的面孔：一方面是民間推動了中國經濟、社會在世界範圍內長期保持經濟領先和文化輝煌……另一方面卻是國家雖然也在吸收早期全球化帶來的白銀貨幣、軍事技術乃至思想觀念，但政權體制呈現出巨大的傳統慣性不為新思潮所撼動」──明朝的政策使中國在世界近代史開啟之初，便走向與世界主流背道而馳的歷史方向。

經濟與政治背馳的永恒問題

與其說是專制制度帶來明朝的滅亡，筆者更傾向相信，是上述這種經濟發展與政權體制的矛盾和背馳，令明朝日漸積弱，最終一蹶不振、轟然倒塌。而近期這種矛盾與背馳，基於疫情、國際政治環境的轉變、國內經濟面臨衰退等緣故，又一次出現於世人眼前，無疑是個凶兆──一方面同樣的模式（pattern）啟動了明、清兩朝崩塌的下降螺旋。另一方面，我們也清楚在中國歷史上，只要一出現這種矛盾，政治與社會穩定的考慮必然會凌駕經濟考慮，令國家難逃歷史的「宿命」。

所以無論是明代的海禁政策，抑或是清代的廣州制度，都不應單純地批評為閉關政策，而應該歸結為中國對外政策的常態：對外貿易在中國經濟命脈中，從來就是非常不重要；是否閉關，並非基於經濟的考慮，而是基於政治的考慮、基於內部社會穩定的考慮，歷朝皆然。比如清政府通過廣州制度，達到了防止歐洲人滲入中國內地的目的，但同時亦將中國私商排除在對外貿易之外，其對中國人的限制作用，遠比對外國人的限制作用大，使行商成為犧牲品。

農業文明不斷戰勝商業文明

往更深一層去想，經濟考慮不斷讓路給政治與社會穩定需要，象徵着自先秦以來，農業文明不斷戰勝商業文明，在中國歷史上發揮主導角色的再次上演。國家即使經歷改革開放，在全球化中扮演着舉足輕重的角色，但仍不足以推動政權的整體改造和轉型，這也是正所謂「政權體制呈現出巨大的傳統慣性不為新思潮所撼動」，令我們不得不承認，今天中國仍保留着傳統政權的性質，重視內循環及自給自足的經濟，對外貿易亦逐漸回到一種21世紀的朝貢體系。而這種農業文明，當然亦體現在中國的抗疫模式之中。

事實上，馬克思對中國這種內斂心態早有着墨。馬克思本身對鴉片問題極為關注，他指出英國通過非正當的手段強迫中國人接受「名叫鴉片的麻醉劑」，這對英國人來說是非法和不道德的交易。

不過，他也批評當時的中國政府不顧時勢、安於現狀，人為地隔絕於世，並以天朝盡善盡美而自欺，結果導致內憂外患──這可謂一語中的，在近200年後的今天同樣適用。

趙現海對明朝滅亡的研判無疑更觸目驚心，他指出，「如果說明朝有兩隻腳，經濟的一隻腳走在了世界的前列，而政治另一隻腳卻遠遠地拖在了後面，明朝在經濟、社會發展至頂峰時，政權卻完成了自由落體式的迅速崩潰」──相信他有意藉明朝的事例，給中國一個當世的警示。

歷史的輪迴

香港問題以至近期國內流行的「潤學」，皆是中國歷史上這種經濟與政治背馳的延續和產物。明朝鑑於海外貿易會引發民眾脫離國家控制、擺脫賦役體系，在帝國邊緣形成不穩定因素，採取了長期禁止打擊海外貿易的政策，從而造成大量海外華人無法或不敢回到本土，形成了數量眾多的華僑；政治環境亦使漢人向外溢出的現象更加頻繁和普遍。

由此可見，明代中國無法將新生因素整合到體制之內，甚至將其作為體制的敵人，從而造成人才和資源的大量流失──這不也是「一國兩制」難以成功的根本原因嗎？

中國近代史與現代史刻劃着中華民族變法圖強、洗刷百年國恥的嘗試與苦難，本質上是為了令國家擺脫明清時代的厄運，以達至民族復興。可是，現在國家卻有可能在重蹈明清時代的覆轍，這無疑是對歷史的一個極大諷刺。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袁彌昌

英國雷丁大學戰略研究系博士，香港政策研究所中美關係與香港研究中心高級研究顧問。曾擔任香港特別行政區中央政策組特邀顧問、民主思路總幹事及新民黨政策總裁。現主要從事中西戰略思想及其融合、孫子、老子及毛澤東戰略思想、中美關係及香港政治等領域的研究，其專欄評論文章定期刊登於香港《明報》筆陣及《am7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