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經濟實情令很多人跌眼鏡

中國總理李克強在5月28日人大會議結束後的記者招待會上突然承認中國有6億人口每月平均收入低於1000元人民幣（約合141美元）。這個大實話馬上引發大陸很多人質疑他是否說少了一個「零」，因為按照習近平的「中國夢」，今年（2020年）應該是「全面實現小康」的一年，什麼是「全面實現小康」呢？按照中共16大（即習近平上台後）的要求，2020年要達到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超過3000美元（相當於21000人民幣），這是建成全面小康社會的根本標誌。此外，城鎮人均收入1.8萬元（月均1500元），農村人均收入8000元（月均666元）。現在李克強給出的數字（以下簡稱「李克強數字」），顯然離開「全面小康」還有一段很長的路。

消息傳出後，大陸各界紛紛表示難以置信，但中國傳媒《財新》在6月3日發表北京師範大學中國收入分配研究院萬海遠及孟凡強的文章〈月收入不足千元，這6億人都在哪〉指出，「事實是，總理講的這個數是中國最為真實的現實國情」。文章還透露出，足足有9.6億人每月收入在2000元以下，見附表。

李克強這番話觸發了中共黨內一場危機，認為他是針對習近平而來的，所以不但他在記者會上的這段話被遮蔽，而且由於他接着提出的以發展地攤經濟來挽救就業的建議也惹來習近平的激烈反對。這場黨內鬥爭會如何發展，我們暫且拭目以待。

對於筆者來說，這個「李克強數字」印證了我多年來的感覺，即中國的實際經濟狀況並沒有中共吹噓的那麼「厲害」。在1981-1989年筆者長駐北京期間，我曾涉足27個省市區近300多個縣（以在該縣的縣府逗留兩天一晚計算），佔全國縣數目的約十分之一。所以對中國的實際情況有比較深刻的了解，特別是對沿海與內陸的差距印象深刻，以上海（中國最發達地區）同西藏（中國最落後地區）為例，兩者差距最少一個世紀。

筆者每到一個縣城，總會找機會去看看它的廣場（這是縣政府想向外表達的形象）、菜市場（這是當地居民實際生活的剪影）、以及火車站或長途汽車站（從中可以看到這個縣城在該地區中的經濟活動情況），這些「景點」都能夠最實際反映這個縣城的大致實力以及人民的生活水平。把200、300個縣的情況總合起來，則中國的實際經濟情況雖不中亦不遠。憑我過去對中國的實際情況的認識，我就是不太相信中共的宣傳。所以雖然近年中共不斷吹噓「大國崛起」、「民族復興」、甚至「厲害了！我的國」，我心中都打個很大的折扣。這次透露出來的「李克強數字」，證明我這個觀察是相當務實的。

形形色色的「中國模式」論

遺憾的是，很多外國的所謂「中國通」都不察覺到中國的真實情況而盲目吹捧中共式的發展模式？究其原因大概有三：

第一，中國在過去40年間的經濟發展都以雙位數字或高單位數字增長，使其經濟總體急劇膨脹，迅速登上世界第二的寶座，成為人類歷史上最高的發展速度。相比之下，西方國家僅僅有不足4%的增長，這就使得外界看得目瞪口呆。

第二，隨着中國經濟的急劇發展，它的技術進步也取得顯著的成績，軍事方面，既能「上九天攬月」（例如飛到了月球的背部，是人類的首次），也能「下五洋捉鱉」（例如深水探測器去到人類有史以來最深的海域）。民用方面，高鐵網絡冠絕世界、5G技術領先全球、數碼經濟舉世無雙、高樓處處拔地而起、宏偉建設鬼斧神工等等，令很多外國人驚覺瞠乎其後。

第三，在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過程中，哪怕只有1%的人擁有超高水平的收入，在總數上已經有1400萬人。他們在全球各地展現出來的「炫耀性消費」以及無與倫比的購買力足以令普通人豔羨折腰。

這三個原因，往往令外國人看不到中國的真實情況。除此之外，外國學者偏信中共的統計數字，也是一個令他們無法掌握中國實情的原因。

關於這點，筆者很早就提醒學術界人士（例如對陳文鴻教授的規勸）不能採信中共的統計數字，因為中共的統計數字完全是按政治需要來制定的。筆者曾經採訪出席「兩會」的省長，問他們的省將制定怎麼樣的經濟政策。有位省長公開說：「我們口袋裏都有兩本賬。看看上面吹什麼風。如果上面提出『改革開放』，我們就會拿出一套高速發展的賬。如果上面提出『治理整頓』，我們就會拿出一套緊縮經濟的數字」。統計數字必須服從政治需要，這是中共統治下中國的現實，很可惜，很多外國學者都不知道這種情況，盲目採信中共的統計數據，以至無法掌握中國的經濟實情。

這些外國的「中國通」，誤判中國國情還不打緊，更嚴重的問題是他們在錯誤（至少是不完全）的認識下創造出形形色色的「中國模式」論，力圖證明中國的「一黨專政」制度是經濟「成功」的一個重要因素。這就不僅僅是錯誤判斷中國國情的問題，而是不自覺地充當了中共模式的吹鼓手，因而矇騙了世界人民特別是急於擺脫貧窮的第三世界人民。

美籍學者蔡欣怡教授（Kellee S. Tsai）曾經在一篇論文中，詳細分析近40年來西方學者都似乎很推介中共式專制主義對經濟發展的好處。她在一篇論文《帶形容詞的專制主義》（Authoritarianism with an adjective）（註1）中列舉了形形色色的認同專制主義的學術著作，並按照這些形容詞的英文字母順序排列出來，計有16種：
筆者改按時序排列如下：

• adaptive authoritarianism (Ahlers and Schubert 2011; Heilmann and Perry 2011)

• consultative authoritarianism (Harding 1987; He and Thøgersen 2010; Teets 2013; Dickson 2016)

• consultative Leninism (Baum 2006; Tsang 2009, 2015; He and Warren 2011)

• contentious authoritarianism (Chen 2012)

• decentralized authoritarianism (Landry 2012, Chen 2016)

• decentralized legal authoritarianism (Lee 2007)

• deliberative authoritarianism (He and Warren 2011)

• fragmented authoritarianism (Lieberthal and Oksenberg 1988; Lieberthal and Lampton 1992)

• fragmented authoritarianism 2.0 (Mertha 2009)

• networked authoritarianism (MacKinnon 2011)

• popular authoritarianism (Brady 2008)

• populist authoritarianism (Tang 2016)

• pragmatic authoritarianism (Lai 2016)

• proactive authoritarianism (Chen 2016)

• resilient authoritarianism (Nathan 2003)

• responsive authoritarianism (Weller 2008, Reilly 2011, Stockmann 2012, Heurlin 2016)

筆者改按時序排列如下：

1987 諮詢式專制主義

1992 碎片式專制主義

2003 具彈性專制主義

2006 諮詢式列寧主義

2007 權力下放式的合法專制主義

2008 人民式專制主義

2008 回應式專制主義

2009 碎片式專制主義

2011 適應式專制主義

2011 共議式專制主義

2011 網絡化專制主義

2012 爭議式專制主義

2012 權力下放式專制主義

2016 民粹式專制主義

2016 務實式專制主義

2016 主動性專制主義

從上述的排列可以看出，在1987-2016這30年間，西方學者都折服於中國的高速增長而力圖為中共「一黨專政」的制度作出種種合理化的解釋。整整一代精英都因為無法認識中國的實情而不自覺地成為中共的「大外宣」機器的一部分。通過「李克強數字」，他們應該都醒醒吧！

註1：見Kellee S. Tsai: New Approaches to the Political Regime Under Xi Jinping, in China Perspective 2019, 1-2

原刊於《信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程翔

1973年畢業於香港大學經濟系，1974年加入親中報章《文匯報》工作，曾出任該報駐北京辦事處主任、副總編。1989年六四事件後為抗議天安門屠殺，與其他40多名同事一起辭職；創辦《當代》周刊（後改月刊），專門報導分析中國問題。1996年出任新加坡《海峽時報》中國首席特派員，2009年退休。 他在2005年曾因為質疑中共簽署中俄新邊界條約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導致實質放棄大片土地而被中共拘捕，並以間諜罪名治罪，判囚5年。後經過香港以及國際社會大力營救，終於在服刑3年後於2008年獲釋。 其著作有：《邊陲萬裏行》、《天安門的反思》、Will Taiwan Break Away: The Rise of Taiwanese Nationalism、Handbook on China's Accession to the WTO and its Impacts、《漫漫愛國路》 、《千日無悔──我的心路歷程》、《香港1967年暴動始末──解讀吳荻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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