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確定時代的安頓：與蒲慕州教授一席談

編按：動盪年代，生命如此短暫，哪怕高門貴胄，死亡一來，也要「顧萬物而遺恨，收百慮而長逝」，終於「扃幽戶以大畢，泝玄闕而長辭」（陸機語）。作者李華將「歸葬」視為中國文化「個案」，以六朝為背景，去理解中國人在終極安頓途中的文化再造：一項習以為常的「傳統」如何被遺忘、被更改、被選擇性保存？舊觀念舊習俗對新社會的權力秩序、個人身份建構會產生哪些影響？中國人文化邏輯中的個體自由與家國想像如何產生與演變？本社輯錄代序如下，以饗讀者：

這個研究完成快兩年，我也博士畢業一年多了，世事變幻，個人處境也不同。歷史研究中到底有沒有可靠的棲居，來紓緩現實裏「個體安頓」的焦慮？這個老問題重新變成了新問題。

回想博士期間，常向導師蒲慕州教授請益，問答之間天馬行空、無所不能至，時而豁然開朗，有如遊戲通關，因為盡頭是一篇博士論文，似乎少了一點點真實感。現在想，在生命到達終點之前，一切過程何嘗不都是遊戲通關？人類所經歷的困惑、不安、思考，為理想生活所做的準備，早已不知不覺成為活過的最真實印跡。

我問老師，可否再談一次，以代本書的序言？

老師說：哈哈，有趣。

李華，本書作者，以下簡稱「李」。

蒲慕州，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教授。研究領域包含埃及學、中國古代宗教及社會史、比較古代史。專著有《法老的國度：古埃及文化史》、《尼羅河畔的文采：古埃及作品選》、《追尋一己之福：中國古代的信仰世界》、Wine and Wine Offering in the Religion of Ancient Egypt、In Search of Personal Welfare: A View of Ancient Chinese Religion、《西洋上古文化：探索與反思》、Enemies of Civilization: Attitudes toward Foreigners in Ancient Mesopotamia, Egypt, and China、Daily Life in Ancient China等等。以下簡稱「蒲」。

水平與垂直的世界觀

李：那您對「個體自由」怎麼看？

蒲：我還是覺得妳說的中西所謂「自由」的差別很有意思。可惜我對自由的概念沒有什麼專業或深刻的理解，也許應該找個哲學家來問問。

李：說到「比較」意識，最近經常從地理空間的流動/限制去想這件事（這大概是疫情以來很難忽略的）。按照人文主義地理學的說法，某些傳統農耕社會水平空間受限，人缺乏流動，對遠方沒有想像和感知，容易發展出一套「垂直世界觀」，類似靠天吃飯，專注於四季節氣，往上看是太陽月亮祖先，往下看是大地。反之，易於流動、遷徙的時代和人群，可能會有「水平世界觀」。我想六朝南渡士族，大概就是擁有水平世界觀的人，流動帶來了不同視野，所以就不能用傳統、垂直世界觀裏的想法去理解他們的歸葬選擇。

其實六朝，特別東晉時期，並沒有很多歸葬北方的例子（史料和墓誌中都沒有明確找到）。主要原因可能是戰亂，回不去，也有可能沒有記錄下來。但另一個原因是，後人更傾向於把祖宗，尤其父母「遷葬」到自己開枝散葉的地方。寫完論文之後，我做了個旅行，去福建連城四堡看雕版印刷的村莊，讀了些文獻，發現由四堡走出去的商人，有的會在新居住地建宗祠，原因之一就是不想回故鄉祭祖。所以聽上去是一種尋根行為，實際上可能是新生活的需要。

蒲：同意。有些人被「傳統」綁架，但離開家鄉後，有了「自由」，就有新的生活。

李：所以歷史研究者要理解不同文明或人在流動遷徙中的心態做法，擁有一種「比較」意識，首先可能要能代入這種「水平世界觀」。關於這個問題，老師應該有更多話可說。您早年寫過一本書，Enemies of Civilization: Attitudes toward Foreigners in Ancient Mesopotamia, Egypt, and China（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5），不同文明中的人如何對待「外國人」，這個選題的靈感是否也來自您在異鄉的生活經歷？

比較本是一切知識的來源

蒲：這靈感如何來的已經不太記得了，但在為論文出版寫序的時候的確把這個寫進去。我想最初開始寫的是文化自覺的問題，埃及的文化自覺，與中國的比較。從文化自覺出發，具體落實到對異族的態度，就是後來的研究。

李：感覺您的「比較」也是學術視角上的「流動與遷徙」？不同文明的比較、今人與古人的比較、新舊更替的對比，比如您的書名《舊社會，新信仰》……

蒲：比較本來是一切知識的來源。所有的知識基本上是比較的結果。但要強調比較作為研究角度，是由於學術研究（人文學）的發展走入窄路，題目愈做愈小，缺乏宏觀視野。這可以從兩方面來看，一是在同一種研究套路（所謂學派）之中做的人多了，如果研究對象的範圍不變，那就只好把題目愈做愈小，以免與他人重複。但其實宏觀來看，這些研究在方法上已經是重複了。

當然，做小題目，可以在細節上成為專家，是目前學術研究重視的條件之一，於是常常就會設法把處理細節等同於創新研究。處理細節是歷史研究的基本功夫，不能說不重要。但如果研究者能做的是從處理一堆細節到處理另一堆細節，就很難稱為創新。如果能夠拓展閱讀範圍，設法了解其他社會中相似的現象，思考異同的問題，我覺得就有機會產生新的視野。

建立比較的視野並不一定要研究者從事兩個以上的文化社會的研究，但是如果能具備跨文化的基本思考能力（也就是多閱讀，深入閱讀，不同文化的歷史），這在現在資訊發達的時代並不困難，就有機會提高視界。有一個西方做近代世界史的學者說，比較是治療鄉巴佬主義（parochialism）的良藥。說得對。

人類能否避免各種苦難？

李：人在這個不確定時代，要往哪裏去？也許可以這樣總結：通曉「脈絡」可以稍解現實荒謬感，擁有「比較」意識、培養跨文化的基本思考能力可以開拓視界，治癒人對自由、流動的焦慮感；即便個人沒有經歷苦難，也可以通過閱讀歷史、研究歷史，為個體存在找到某些基礎。

蒲：說得很對，我說個人沒有經歷苦難，其實可能並不重要。何況，只要留意，我們仍然能夠體會人類的苦難，即使是透過二手資料。在這裏，我想到一個也許是關鍵的問題：人類社會能否避免各種苦難，靠的也許不是曾經受過苦難的人們的反省，而是所有尚未遭遇苦難的人們是否能夠在閱讀歷史的過程之中感同身受，從而有所做為，或者有所不為。普通百姓可以為個人安身立命找到意義，但，有權力造成人類苦難的人，能否因閱讀歷史而消除暴戾之氣？二十一世紀的《資治通鑑》應該是什麼樣的？

李：是啊，人類到底能從歷史中獲得什麼？歷史的真實力量在於「感同身受」，「洞察人性」，但這卻需要寫作者與讀者達成共識。這就是您一開始說的，「歷史寫作」發生作用，是由作者與讀者共同造成的。

謝謝老師！

原為《歸葬：三至六世紀士族個體安頓與家國想像》代序，本社獲三聯書店授權節錄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