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合理的制度

1991年是我困難的一年：早前的天安門事件令我身心不安。不但心情鬱悶，呼吸系統和心臟都出了問題。新的工作又令人煩惱：怎樣處理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及大學領導層不合理的要求？怎樣帶領弱勢的學系向前走？

先說第一點：大學有什麼不合理的要求？簡單地說，就是同事的工作表現與學系的資源分配掛鈎的問題。大學要求同事多做研究、多在有分量的國際學報發表論文。這要求表面上看來沒有什麼，但執行起來卻大有問題。我系的職責主要是為香港中學培訓良好的科目教師，同事關注的主要是適用於香港的課程和教學法，他們的讀者主要是香港的教師。

弱勢學系走出困局之法

那麼，為什麼非要他們以英文在國際學報發表文章不可？國際學報會發表專門討論香港教學問題的文章嗎？它們的讀者會對這些文章感興趣嗎？如果以英文在本港的專科刊物或以中文在內地、台灣或本港的報刊發表，大學的評審委員會又會認為「不夠格」，評分甚低，甚至不予評分。這對我系的同事公平嗎？可是，作為系主任，我又不能躲開這個壓迫同事的指令。而且，如果同事的產量不足，學系的經費又有被削之虞！

至於第二點：弱勢的系怎樣才能走出困局？我苦思良久，最後決定借助兩個研討會：先衝向海外，再回歸本土，藉此深化香港各科，特別是中國語文科的教學工作。第一個是《東南亞地區華人社會的課程改革：二十一世紀的挑戰》，第二個是《香港課程改革：新時代的需要》。這兩個研討會是有連續性的。它們沒有令人失望，雙雙取得了預期的成果，把課程與教學學系帶上了一條康莊平坦的大道。附圖是這兩個研討會的論文集。

在中大16年，我一共辦了四個研討會：第一個是1983年3月30至31日假葛量洪教育學院舉行的課外活動研討會，第二個是1990年8月6至10日在港大進行的地理教育研討會，這兩個研討會稍後會詳細交代。下一篇先介紹分別在1993年6月21至3日和1994年4月29至30日假中大教育學院舉行的兩個課程改革研討會。

馮以浤

畢業於拔萃男書院及香港大學，獲文學士及教育碩士學位，先後任教志蓮小學、拔萃男書院、香港大學及香港中文大學，曾擔任拔萃運動主任、港大明原堂舍監及中大課程與教學學系主任。1994年退休，2000至2003年間應邀重返中大，出任大學與學校夥伴協作中心非全職行政主任，現為中大榮譽副教授。 馮先生一生從事教育工作，專研地理教育、課外活動和學生運動，也曾在中學任教中國語文和中國歷史。自1960年代以來，一共發表了近百篇文章，大部分為學術 論文和教育評論，和出版了超過十本有關教育的書籍，包括中學地理教科書和地圖集。近作有 To Serve and To Lead: A History of the Diocesan Boys’ School, Hong Kong（與陳慕華合著，香港大學出版社，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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