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思議：香港律師和內地法律市場40年來的「十里長亭」互動

除了當律師，我是個作家，愛說故事；年紀愈大，愈多故事，三個胃都消化不了；唐代元稹詩句說「白頭宮女在，閒坐說玄宗」。

秦漢時期，每十里設定一亭，供出行道別，或旅途中的人歇息。香港律師和內地法律市場的互動，從80年代開始，就像一條貴州「二十四道拐」，蜿蜒曲折。1983年，我踏上這條路，每一段甜苦，有不同的「山友」共行，但是，沒有看見一位律師，可從首段路跑到今天，並非我們沒有壯志，只是生命太短，不能老驥伏櫪。

學生時代去內地，我用背囊、穿短褲，後來，抽公文箱過關，還「西裝骨骨」。

在1995年，經過考試，我當了中國委託公證人，排名100多位，在名單的第二頁；快30年了，老律師走的走、退的退，我被推前到心膽俱裂的第一頁「前輩級」，「逝者如斯乎，不舍晝夜」。

最近，有行家好心：「你快去考大灣區律師專業試！」我失笑：「此生，考試太多，擁有太多沒有用的專業執照：香港、英國、澳洲、新加坡、美國；然後，還有公證人、仲裁員、調解員、投資顧問、婚姻監禮人……發覺，原來只為了自我肯定，或是虛榮。」

「人的活動，局限於屁股坐置的三尺範圍，許多專業資格，只是鍍金名片，你現在給我一宗新加坡案件，我才不敢接辦，人不在那裏，如何處理？況且，每個執照都要求CPD（持續專業進修），規定我等學習，一到年底，上堂像還債一樣，血壓上升！」我和朋友唱了一首《長亭送別》，老夫告辭。

回顧40年，香港律師從「中港交往」，提升為「中港融合」，真是迂迴彎轉；大道理是「實事求是，穩紮穩打」，當冰解，壤便分；路，是人行出來的：內地改革開放，引動兩地人民緊密交往，故兩地的法律進程，難免捆結在一起，既有困難，亦有機遇。

魯迅的《故鄉》寫道：「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國家和香港的關係，唇亡齒寒；不過，中國人的現代法治發展，為時尚短，兩地要齊心，共同進步，國民的法律環境才可提升。

在1985年，我有機會為廣東省在港的代表公司「粵海集團」服務，開始了解國情；而早於1983年，為了一宗交通意外索償案，單人匹馬，跑去中山和政府旅遊單位，進行法律談判，對手可當我父親；80年代，當其他律師在香港「偏工一隅」的時候，我已要獨走神州。

哈哈，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就讓我告訴你這數十年來，香港律師和內地法律市場互動的十個發展里程碑：

第一階段：法律活動，做而不究

那年代，香港是英國的資本主義殖民地，中國是社會主義的國家，香港行「普通法」，內地行「大陸法」，礙於政治現實，兩者不多「打交道」，香港律師對國內的法律，又不了解，如霧裏看花。可是，香港和中國卻是切實地同根同源，於是，要交往的，終會發生。

自1978年，中國第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對內改革，對外開放」，香港和國內的民間交往，打筋斗的倍增，無可避免地，香港律師和「大陸」（後來才改稱「內地」）律師都要去對方的「地頭」，處理法律事宜，如房產、打官司搜證、商業合作等，那到底憑什麼法律基礎，律師們可以在兩地進行法律活動呢？當時，雙方都務實地不作深究；老行家開玩笑：「晚飯佳餚滿桌，你會查問如何弄出來嗎？吃吧！」

我記得為了一宗案件，廣州市法院接待我住進他們的「迎賓樓」，像40年代大宅。法院竟會招待律師，還禮貌地說要我向我學習，我卻之不恭，到了晚上，庭院深深，只有我和半公里以外的保安員，刺刺冷風，拂牆花影動，疑是「故人」來。

第二階段：1981年中國委任公證人在港服務

香港和內地人們的來往頻密了、活動複雜了，最頭痛的是當大陸部門，遇到一份香港的文件，例如結婚證書、死亡證，如何判斷它的真偽？例如，當時流行「騙婚」，故此，在1981年，中國司法部委託8個香港的律師和大律師，負責公証香港法律文件的真實性；不過，當遇上內地文件如何在香港使用，則程序依舊麻煩，當事人要拿文件去北京的英國領事館，才能進行公證，然後內地文件才可在港使用。

前後40年，香港已約有500多個公證人，為「港內」法律互動，作出非凡貢獻。

第三階段：香港律師發力，學習中國法律

在80年代中期，中國容許「香港人」報讀法律課程，而香港的大學卻不提供中國法律課程，但在執業中，認識內地法律，卻日益重要。

有一批先行者，往北京的中國人民大學唸法律，立法會議員梁美芬大律師，便是當年的一位。

我申請了上海的華東政法學院的法律碩士課程，因為他們容許兼讀形式，但要常飛上海。華政的老校舍，是創建於1879年的聖若翰大學留下來的，寒冬沒有暖氣，燈的開關掣，是一條拉繩，廁所，是蹲的。

我未能吃苦，還是「捨難取易」，乖乖地每個周末坐船，從香港去澳門的東亞大學（即後來的澳門大學）唸法律文憑，重溫「飯堂」美食。

那些年，中國恢復法律制度不久，法典也不多，一個抽屜足夠藏納。考試時，老師看到答案寫着繁體字，也知學生是「香港人」，不甚挑剔，便給我們過關。

第四階段：中國法律服務（香港）有限公司的重要成立

隨着中國改革開放，香港人對內地的法律服務需求大增，最直接的，當然返內地找律師，但人在香港的，如何是好？1987年，中國司法部下面的「中國法律服務（香港）有限公司」，終於在香港註冊成立了。

當年，「中法公司」是香港唯一的內地法律服務窗口，凡香港律師遇到不懂的，都可以找他們免費解答；往時，很多香港律師的「刨冬瓜」不濟，還要談論法律，笑破肚皮。但是，它只是諮詢機構，到了約1997年，因時制宜，才正式申請為在港的中國律師事務所。

這裏，我要讚揚一位偉人莊仲希律師，他本來是福建法官，是第一批派去中法公司的律師，他由80年代服務大眾至今，現老人家退休後，仍孜孜不倦，為律師講課。

第五階段：容許香港人參加中國律師執業試

到了90年代，唸過中國法律的香港人，渴望成為內地律師，於是，國家宣布容許香港居民可參加內地律師執業試。在中國，法律系畢業，還要參加一個全國性考試，才能成為律師。不過，香港律師中文糟糕的，比比皆是，而且，書本是簡體字，閱讀中文竟要查翻譯詞典。

我不知道，現在每年有多少香港律師可成功成為中國律師；當年，直掛雲帆的，加起來不超過10位，其中有一位朋友早到內地開事務所，現應為「萬萬萬元戶」了，因為30年前，深圳房子，才10萬元一套。

第六階段：香港律師可以在內地設立「代表處」（Representative Office）

90年代中期，內地進一步給我們擴大空間，准許香港律師行在指定的7-8個大城市，設立「代表處」，但是，它只是接待和協調的辦公室，「睇得吃不得」，不能在內地處理任何內地法律業務。

那年，我跑到「建造處處」的廣州去設立辦事處，該是當地的第四家「港人律師行」吧；河南黃沙萬里，我在35度高溫下，汗流浹背，找部門辦理申請，司法廳領導正午睡，心想：「我們對廣州的投入會否過早？」

回頭看來，真的過早，因為內地和香港的律師業務發展太快，那些「低功能」的代表處，很快便不能發揮作用，被歷史所淘汰。

第七階段：內地律師來港執業

回歸前，英國為本國律師「謀福利」，改變法例，容許1997年後，外國律師可以申請在香港執業。

1997年後，內地律師也被視為「foreign」（外國）lawyer，故在香港可設立律師事務所；慢慢地，愈來愈多內地律師行，來港執業；最初只容許他們處理內地法律。不過，懂英文的內地律師，開始報讀香港的法律課程，考獲香港律師資格，於是，他們兼辦香港法律案件；這些「雙重資格」律師，後來更收購了「本地」的律師行。

到了今天，香港法律業鼎足三立：英美律師行、內地律師行和「本地人」律師行；但是，本地中小型律師行財薄力弱，在競爭下，好像「蚍蜉撼大樹」，非常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