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長官李家超於本月9日聯同政務司司長陳國基、財政司司長陳茂波等特區主要官員,在行政長官辦公室舉行研習會,「認真學習及深入理解二十屆三中全會精神,以帶領特區各界全面學習、落實和貫徹三中全會精神」。
會後新聞公報稱,特首表示「三中全會研究了國家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問題」;與香港特區相關的部分,包括要發揮一國兩制優勢,提升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地位,支持香港打造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深化大灣區工作等。此外,作為內地聯通世界的超級聯繫人和超級增值人,及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香港將更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以香港所長貢獻國家所需。
上述內容,對港人而言耳熟能詳,但值得反問:三中全會有否提出新的策略和工作要求,較上述新聞公報及財政司司長最近兩次在網誌上的回應,更為深刻?為此,不妨重讀三中全會文件及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在會議前後的「解說」,以作推敲。
路徑依賴式漸進改良 不足應對挑戰
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在三中全會結束後,隨即在北京會見財政司司長陳茂波,並表示香港面臨「內外環境深刻變化」,要「識變、應變、求變,通過改革實現更好發展」。這是否一次中央對港的重要「提點」和「工作指示」?為應對深刻變化,夏主任認為港人要有「零起點」思維(見夏主任今年3月對出席全國政協會議的港澳委員「寄語」),全句是「港人的努力、創意、成就與善良是有目共睹的,但過去的貢獻亦不能全等於未來。在世界變局的新形勢下,港人要有『零起點』的思維」。也就是說在夏寶龍眼中,「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e)式的漸進改良、增磚添瓦,不足以應策香港面臨的嚴峻挑戰。
財政司司長在與夏主任見面之後,於網誌表示「本港整體經濟狀况尚算平穩,繼續保持增長……今年第二季本地生產總值(GDP)按年增長3.3%」。對此不妨反問:政府未來數年將發債1200億元以應對財赤,以本港去年GDP為2.98萬億元作對比,發債的1200億元是其4%。這是否意味,支撐着目前香港經濟增長的,是我們為填補財赤所發債的投放?如無新突破的話,未來數年恐怕亦如是?
什麼因素阻礙香港發揮優勢
至周日,財政司司長再在網誌發文,指香港特區因為有一國兩制下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的優勢,得以發揮的話,本港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地位將鞏固提升。其結語也是港人熟悉的:「國際政經環境複雜多變,香港的發展難免會遇到困難和挑戰,但與不少其他地區相比,香港始終優勢獨特、條件優越,在一國兩制這最大優勢下,只要我們因應不斷變化的內外環境,思變、求變,凝心聚力,奮發進取,香港的明天一定會更好。」
對此不妨再反問:財政司司長既然認為香港特區的一國兩制、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優勢和條件都得以保持的話,但究竟出於什麼原因,在同一條件下,特區經濟每况愈下?什麼因素阻礙了這些優勢未能發揮?至於司長所指「國際政經環境複雜多變」具體是什麼?具體怎樣影響香港?
要看到三中全會關鍵詞
三中全會文件多番要求黨員和官員「主動」和「自覺」,可視為今次會議的精神特色。具體段落包括:「在百年變局加速演進中贏得戰略主動的必然要求,是深入推進新時代黨的建設」,「調動全黨抓改革、促發展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為着力點」來「深化黨的建設制度改革」;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以偉大的歷史主動、巨大的政治勇氣、強烈的責任擔當,衝破思想觀念束縛,突破利益固化藩籬」;及「全黨必須自覺把改革擺在更加突出位置」。這種對主事者的要求,對香港來說看來是暮鼓晨鐘。
會議文件第60點強調,為貫徹落實黨的二十大作出戰略部署,要求黨員和官員「以釘釘子精神」「堅持上下協同、條塊結合,科學制定改革任務書、時間表、優先序,明確各項改革實施主體和責任,把重大改革落實情况納入監督檢查和巡視巡察內容,以實績實效和人民群眾滿意度檢驗改革」;還要求必須「敢於啃硬骨頭,敢於涉險灘,堅決破除各方面體制機制弊端,實現改革由局部探索、破冰突圍到系統集成」。
對比之下,特首在研習會要求司局長「深刻學習二十屆三中全會精神,貫徹落實、融匯貫通在日常工作中」,但如缺乏統籌和跟進,與三中全會要求看來有所分別。因此,落實和貫徹三中全會精神,關鍵詞是改革任務書、時間表、優先序、實施主體、責任、監督和績效檢驗。
三中全會提政策新概念 香港可參考
三中全會文件代表着國家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藍圖,當中也包括就個別政策提出新概念,也可供特區參考。舉例如下:
(1)深化「零基預算」改革。讀者對零基預算可能較陌生,其作為新公共行政管理方法,以及可如何改善財赤,可參閱筆者今年〈解讀夏寶龍提出的「零起點」思維──新公共行政管理方法〉一文。
(2)探索實行「國家宏觀資產負債表管理」,對香港而言也具一定意義。香港版的特區資產負債表,有助政府和市民更能明確各專項基金營運情况,以及在面對財赤日益嚴峻之下,明確政府的例如「或然負債」(contingent liabilities)承擔和財政實力。
(3)發展新質生產和推動科技突破,需不斷檢視和「完善創新體制機制」。回歸以來,特區在推動創科方面開支不斷增加,新部門(如應用科技研究院、香港投資管理有限公司,及施政報告提到的各類科技研發中心)、新設施和機制陸續成立,但績效是否合乎預期?營運是否協調和互補?是否有需要來一次審視,用績效來說話?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