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新豹：十九世紀香港天主教 育嬰是重要使命

國史教育中心（香港）不久前請來著名歷史學者丁新豹教授講述「香港天主教的發展」。本身是天主教徒的他，自言整理資料的過程中，得益於夏其龍神父的著作《香港天主教傳教史》。

丁教授說，早期香港的天主教活動，基本上離不開育嬰、教育和福傳。

這期間發揮重要作用的，包括了沙爾德聖保祿女修會和嘉諾撒仁愛女修會。

「開埠」初年的香港，棄嬰何其多！

一方面是十九世紀的香港，誘拐婦孺、迫良為娼、販賣人口的事情時有發生；另方面是很多棄嬰是私生的，母親或為娼婦，或因貧窮無力照顧，被迫遺棄嬰兒。香港的天主教會收養很多棄嬰，後來棄嬰院變成了學校，聖保祿天主教小學前身便是名為「加爾瓦略山會院」（Le Calvaire）的棄嬰院。

「髑髏地」也是重生之地

「加爾瓦略山」就是《聖經》裏的Golgotha（各各他山），意為「髑髏地」，是耶穌被釘十字架的地方。命名「加爾瓦略山」，實是一語雙關，因當年港府所撥之地是一片墳場，修女要請人清理場地，起出骸骨，才能動工建造護土牆，在上面興建會院，所以是「髑髏地」；耶穌被釘十字架，第三天從死里復活（哥林多前書15：4），因此，「髑髏地」也是重生之地。

丁教授續指出，育嬰與教育相關，香港最早的女校幾乎都從育嬰開始的。因為早期香港棄嬰多，女嬰尤其多。無論是沙爾德聖保祿女修會，還是嘉諾撒仁愛女修會，都救活了許多棄嬰，特別是女嬰，因此是功德無量的。

天主教對華傳播 澳門曾是橋頭堡

丁教授指出，香港天主教的故事，要先由澳門說起。澳門自從1557年之後，葡萄牙人便在此定居。1887年，中葡在北京簽署《中葡北京條約》，同意「葡萄牙永久租借澳門」，而葡萄牙人基本都信奉天主教，因此，天主教在中國的傳播，澳門曾經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丁教授說，利瑪竇（Matteo Ricci）、湯若望（Adam Schall）、南懷仁（Ferdinand Verbiest）這些著名的西方傳教士，亦在澳門學中文，甚至羅馬教廷的地區總部當時就設在澳門。

葡萄牙曾是老牌殖民帝國，在亞洲，除了澳門外，還有今日印度的果阿（Goa）。正因為葡萄牙國力強大，1493年，教宗便授予葡萄牙遠東地區「保教權」，因此初期來中國的傳教士將澳門作為在華傳教基地，而將傳教進展向里斯本分部匯報。

然而，到了十九世紀，葡萄牙已由強大的殖民帝國淪為普通歐洲國家。

香港首位宗座監牧約瑟神父

1841年英軍登陸香港，羅馬教廷即命駐澳門的傳信部駐華總務長約瑟神父（Theodore Joset）到香港設立宗座監牧區。

當時天主教會在香港主要服務兩類人：一是英軍中信奉天主教的愛爾蘭官兵；二是澳門移居香港的葡萄牙人。

香港第一間天主教堂於1843年落成，即位於中環威靈頓街的「聖母無原罪總堂」。這座教堂於1859年在擴建工程中遭大火焚毀，其後於1860年重建，復於1886年拆卸。

現時位於堅道的聖母無原罪座堂，始建於1883年，1888年12月8日啟用。日軍攻港期間遭到破壞。1946年，香港宗座代牧區於升格為教區，聖堂亦變為主教座堂。

這一切，約瑟神父都來不及看到，1842年他來到香港，不足一年便英年早逝，年僅37歲。

第二任駐華總務長及宗座代監牧是意大利方濟會的裴神父（Antonius Feliciani），在他任內，教會獲港府撥地建灣仔及跑馬地聖彌額爾天主教墳場，又陸續購入今日聖佛蘭士街、進教圍、聖嬰里（光明街）的土地。

第三任宗座代監牧是法國人科主教（Théodore-Augustin Forcade），受巴黎外方傳道會派遣，引進了沙爾德聖保祿仁愛會的修女來港服務，開辦棄嬰院、學校和醫院，並在香港仔和荃灣設立傳教站，天主教從此滲透到基層華人中去，同時教會還培訓了一批華人護士和修女。

灣仔「聖童之家」收容棄嬰

鑑於當時棄嬰眾多，教會遂於灣仔開辦棄嬰院 「聖童之家」 （Home of the Holy Childhood）收留棄嬰，有時甚至付錢收買棄嬰，以免嬰孩落入人口販子手中。「聖童之家」在短短一年間，便收容了226名兒童。至20世紀初，她們平均每天收到5至7名棄嬰，每年便收容千多名嬰孩。但是，許多來到「聖童之家」的嬰兒本身已十分虛弱，幾天就夭折，死亡率高達94%！

僥倖存活下來的女嬰，「聖童之家」教導她們宗教知識、讀書寫字及縫紉等手藝。到適婚年齡，還為她們介紹男子組織家庭。

關於教會開辦的棄嬰院或育嬰院，無論在內地或香港，歷來誤解甚多。河南檢察官學院趙鑑軍2011年3月在《湖北函授大學學報》發表的〈從書文揭帖看清末反洋教〉一文，有以下的描述：

「洋教士收養幼嬰的行為不但不被理解，反而增加了民眾對教堂的仇恨心理。並且有的傳教士只注重所收養幼嬰的數量，往往忽視嬰兒來源渠道，甚至出錢收買，出現一些不法之徒為蠅頭小利拐騙幼童的情況。這大大有損於教會的形象，並使不明真相的民眾對教會設育嬰堂的目的產生疑懼」。而教會收留的嬰兒，「在洗禮中獲得重生後，大部分都死了」。

這樣的形容庶幾也可套用在十九世紀的香港。

科主教只在香港待了3年，1850年，裴主教「崔護重來」接任傳信部駐華總務長及宗座代監牧。

1851年，香港有華人天主教徒930人，但只有一座教堂四座小堂，一間神學院及一間「聖童之家」孤兒院。

鹽田仔30村民同時受洗入教

1855年，盎神父（Aloysius Ambrosi）接任宗座監牧，他任內其中一件為人樂道的事情，是1866年聖誕節，西貢鹽田仔約30名村民受洗信奉天主教，後來在島上興建了聖約瑟堂。聖堂今日猶在，見證這段天主教傳教歷史。

1867年，意大利米蘭外方傳道會的高主教（Giovanni Timoleone Raimondi）獲委任為首位宗座代牧，同年11月祝聖為主教。從高主教開始，歷任香港主教多來自米蘭外方傳道會。

隨着天主教在香港的發展，一些標誌性事件，例如1875年，法國喇沙會修士抵港接收1864年創校的救主書院，易名為聖約瑟書院；1888年堅道聖母無原罪總堂祝聖；1894年巴黎外方傳道會購入杜格拉斯堡，設立納匝肋印刷廠，即今天香港大學大學堂宿舍；1875年薄扶林伯大尼修院落成等等，亦漸為港人熟悉，香港天主教也在發展中走進二十世紀的新時代。

本社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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