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新豹教授：孫中山的香港朋友出錢出力支持革命

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香港，雖然「開埠」只有數十年，近代社會已經成形，丁新豹教授指出，對於有「慕西學之心」的孫中山，難免會「窮天地之想」，進而「以西人為榜樣，以香港為模範」。

承接前文：〈孫中山港大演講100周年丁新豹教授：香港是國民革命搖籃〉

前文提到，孫中山先生於1887年10月入讀香港西醫書院。求學期間，目睹香港無論政治制度、市政建設、衛生醫療等方面都比內地先進，因此孕育了革命的思想。

丁新豹教授說，早期香港西醫書院附設於荷李活道、鴨巴甸街交界的雅麗氏利濟醫院內，毗鄰道濟會堂。孫中山來港翌年便在公理堂受洗，並取教名「孫日新」；他在求學期間與道濟會堂的王煜初牧師稔熟，每逢主日，都要到道濟會堂參加禮拜，聽王煜初講道。

區鳳墀牧師替他改名「孫逸仙」

而曾為孫中山補習中文的區鳳墀牧師，亦為道濟會堂長老，更為他改名「逸仙」，從此，孫中山便以「孫逸仙」（Sun Yat-sen）之名蜚聲海內外。

羅香林教授著《國父在香港的歷史遺蹟》記載，孫中山到道濟會堂見王、區兩位牧師時，「蓋亦欲於學術及宗教乃至革命工作之進行等，為多加相討也」。甚至於1896年11月從英國寫信給區鳳墀，報告「倫敦蒙難」的經過，交情可見一斑。

孫中山在在香港求學期間，也結識不少志同道合的青年朋友，如楊鶴齡、陳少白、尢列、關景良等。其中，關景良是孫中山在西醫書院的摯友，也是基督徒，且為養和醫院的創辦人之一。

孫中山好友關景良不列「四大寇」

流傳甚廣的「四大寇」與關景良合照的一張相片，攝於1890年前後，地點是在雅麗氏利濟醫院三樓。照片中關景良的姿勢似不甚自然，據他憶述，拍攝過程如下：有一天下午，孫中山與尢列、楊鶴齡、陳少白正在暢談革命，關景良亦參與。眾議拍照留念，4人即在醫院3樓外廊排排坐。唯以背景為醫院之手術室，殊不雅觀。時關氏最年幼，忙着取來屏風遮擋，不一會，陽光轉暗，於是倉卒挨立4人之後拍攝云云。

關於孫中山與關景良，還有一事值得一提，就是香港西醫書院教務長白文信醫生離港返英前，孫中山與關景良等多人集資，於1889年3月31日送給他的銀杯。此杯是孫中山在香港求學時期的珍貴文物，本為白文信後人擁有，孫中山紀念館高價購得，現為該館展品。

丁新豹教授說，因為家人反對，關景良並沒有參加孫中山的革命。

香港社會面貌激發「慕西學之心」

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香港，雖然「開埠」只有數十年，近代社會已經成形，例如1912年建成、象徵司法獨立的最高法院（今之終審法院）、1869年建成的香港首座大會堂，已設有圖書館、博物館和展覽場地，還有發鈔的香港上海滙豐銀行，這對於有「慕西學之心」的孫中山，難免會「窮天地之想」，進而「以西人為榜樣，以香港為模範」了。至於閱讀華洋報章，了解國際動態，香港也比內地方便得多，因此，革命黨人也在香港辦報宣揚革命思想，這大概便是孫中山港大演講中說”artistic work being done without interruption”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