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旅遊、兩度交鋒

1993年8月20到31日，六庶母跟曼儀、允寧和我參加了由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香港中文大學美術系和香港中國旅行社聯合主辦的敦煌遊覽團。出發前，它搞了一個介紹敦煌文化的講座，有聲有色，看來是一個高規格的文化統戰團。作家鍾玲玲、前香港小姐鄭文雅和她的丈夫也參加了。遊覽團的原定行程如下：乘火車去廣州、乘飛機往蘭州、乘旅遊車至敦煌、乘飛機回蘭州、乘飛機到廣州、乘火車返港。

住宿風雲據理力爭

在酒泉，我遇到了一點麻煩。晚上洗澡時，一開水喉，它的手柄就斷了。服務員收到通知後，找來修理員，但他只看了一眼，便表示沒辦法，走了。我於是再請來服務員，要求安排地方讓我洗澡。她說不可以，還說水喉是我弄壞的，要賠。我要求見她的上司。不久，來了一位女的，其態度比那個服務員更囂張，強調他們每天都仔細地檢查過房間才讓客人入住，所以水喉一定是我弄壞的。我說：我是剛入住的，有什麼理由要把水喉弄壞，為自己製造麻煩。她無言以對，但表示我必須賠償。

她離去後，我找着領隊，她是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的高級職員，向她報告此事，並問她我應否為此事繼續跟酒店的管理層爭辯。我指出：酒店的做法極不合理，我們應據理力爭。如果要爭辯，我會盡力而為；如果不爭辯，賠償應由主辦機構負責。她表示要繼續爭辯。

次日，吃早餐時，我搜集了一些資料。餐後，我跟酒店的負責人談判。打過招呼後，我說：「各種用品日久自然會損壞，就要修理或更換，這是酒店的責任。現在水喉壞了，除非是客人刻意破壞，否則就應該由酒店負責。今次的問題，你準備說是我刻意破壞的嗎？我為什麼要破壞？這對我有什麼好處？」他想爭辯，但只是說：「我們的員工每天都檢查清楚才交房給客人的。」我追問：「是嗎？那你怎樣解釋我們昨晚入住時，有些房間的床單是用過的、尚未更換？你知道今天的早餐有人吃到蟑螂腿嗎？」他還想爭辯，但我再進迫一步：「你是否想我請派出所或消防局的人員來看看你們的酒店，特別是那作為火警通道的後樓梯？」此語一出，他馬上堆着笑臉，說：「不要動氣、不要動氣，水喉小事而已、小事而已。」

緊急關頭當機立斷

我們是黃昏時份到達敦煌的。汽車經過原定入住的敦煌賓館時沒有停下來，我們好生奇怪，有團友於是追問。答案：敦煌賓館客滿，改住同級的五色鹿酒店。從敦煌賓館到五色鹿酒店，車程約十分鐘。由於酒店其貌不揚，加上沿途塵土飛揚，團員鼓噪了，不肯入住，也不肯下車到酒店用膳，有一位團友更因此哭了。導遊一再要求我們先進酒店用膳，邊吃邊談，找個解決方案。領隊有點軟化，但團員堅持不下車，並推舉文雅和我做代表，處理此事。我跟文雅商量了一會兒，決定：先到敦煌賓館用膳，再尋求解決辦法。對此，沒有人反對。

到達賓館後，我要求所有人都留在車箱內，待文雅和我作好安排之後才下車。一進入酒店，我就走向接待處，不太禮貌地粗聲問服務員：「今晚有沒有房？」她反問：「您是哪個單位的？」我答道：「不要管我是哪個單位的。我問你，今晚有沒有房？」她窒了一下，跟着說：「有。」「多少？」「六間。」我馬上說：「好。請全部給我留着！」我沒有跟文雅商量便自行其是，因為不想讓服務員有時間思考，而根據文雅的表情，我相信她是同意這個決定的。在緊急關頭，必須當機立斷。

回到車上，我交代了情況，並解釋說：「我懷疑他們有不止六間空房。我們全團18人，如果真的再沒有空房，大不了是加床，三人一房。」大家都樂於接受這個決定。吃完晚飯後，領隊再跟酒店交涉，多獲三房，問題於是圓滿解決。

莫高窟；前排左三起，鍾玲玲、允寧、曼儀、六庶母；第二排左一，鄭文雅；右一，我；第三排左一，溫晉儀。

回程路上一波三折

我們事後了解：問題出在很多日本團來敦煌，行程都交由當地的中國旅行社安排。同是中國旅行社，香港的鬥不過當地的，敦煌的旅遊業務都給當地的中旅社控制了。回程我們本來是飛返蘭州的，結果還是要坐旅遊車。表面的理由可以是這，也可以是那，但實質上很可能是：連接蘭州和敦煌的公路有一段早兩天給豪雨沖塌了，於是把機位都留了給日本遊客。我作這樣的推斷是因為我看見載着日本人的旅遊車進出機場，而導遊的解釋卻是：機場要維修，封閉了。你信嗎？

去程旅遊車風馳電掣，走在路中央，不停響號，只有遇到比較大的迎頭車才駛回自己的行車道。司機沿途不時突然剎掣，很多人因此「遍體鱗傷」，六庶母和允寧都不能幸免，手腳和面部經常出現紅一塊、紫一塊。車路本來是很平滑的，但回程時有很長一段（可能達100公里）已變得異常崎嶇嶙峋，甚至無路可走。汽車走在砂石上、經過起伏不平的地方時，顛簸搖晃，很是「提神醒腦」。

（封面圖片：敦煌網絡圖片；圖片由作者提供）

馮以浤

畢業於拔萃男書院及香港大學，獲文學士及教育碩士學位，先後任教志蓮小學、拔萃男書院、香港大學及香港中文大學，曾擔任拔萃運動主任、港大明原堂舍監及中大課程與教學學系主任。1994年退休，2000至2003年間應邀重返中大，出任大學與學校夥伴協作中心非全職行政主任，現為中大榮譽副教授。馮先生一生從事教育工作，專研地理教育、課外活動和學生運動，也曾在中學任教中國語文和中國歷史。自1960年代以來，一共發表了近百篇文章，大部分為學術論文和教育評論，和出版了超過十本有關教育的書籍，包括中學地理教科書和地圖集。近作有 To Serve and To Lead: A History of the Diocesan Boys’ School, Hong Kong（與陳慕華合著，香港大學出版社，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