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文物 中外交流鐵證

編按：灼見名家投資論壇：戊戌年如何趨吉避險2018年2月7日假九龍香格里拉酒店舉行，一眾專家濟濟一堂，展望戊戌年投資前景。著名藝術品收藏顧問、海上絲綢之路協會文化總監李宗鴻先生亦發表《中國與一帶一路藝術品收藏投資》專題演講。下文為論壇舉行前，李先生接受本刊的專訪。

李宗鴻從小就對收集藝術品有濃厚的興趣，跑過多個一带一路沿線國家，他位於中環的辦公室，簡直就是一個袖珍的博物館。

儘管辦公室堆滿了裝着古董的錦盒，李宗鴻卻自言，他的藏品有逾千件，放在辦公室裏的不足三分之一。

世界有多大，古玩的世界就有多大。在李宗鴻的辦公桌上，就有清代的茶具、北周的陶器、唐三彩擺件、約旦古城佩特拉的磚石……在今天一帶一路的背景下，我們可以特別留意哪些古玩？

北朝陶器出現西域花紋

「陶瓷值得留意，尤其是北齊的宮廷和貴族用陶器。」李宗鴻解釋，「北齊是南北朝時鮮卑人在北方建立的政權，與西域國家多有交流，北齊人向西域買賣金屬製品，並模仿上面的圖案，以打壓或倒模方式製作陶器，呈現出獨特的花紋。」

此外，北齊時期已可見到在黃釉上加施綠釉的二彩和三彩的鉛釉陶器，唐三彩可說是承繼了北齊彩陶的特色，在中國美術史上有重要意義。

李宗鴻指出：「習近平主席倡議的一帶一路概念，主要指的是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經濟帶，在地理上，一帶一路由中國開始，經中亞、西亞到歐洲的阿姆斯特丹，這一大段路程，當中牽涉許多國家，每一個國家的產品都有其特色，如果從歷史文化的角度看，羅馬帝國的玻璃器皿、中亞地區的古貨幣，以至日本、韓國（朝鮮）、東南亞的陶瓷等，都與中國產生過交流和互動的關係。」

他續說：「中國瓷器出口到日、韓和東南亞，今天是最平常的貿易，但在古代，瓷器卻是最頂尖的科技產品，掌握燒製瓷器的先進技術，在商品經濟之下便可以『稱霸世界』，一如今天的iPhone，但也吸引了其他國家來學習。自從中國瓷器出現，日本、韓國、東南亞諸國爭相學習，儘管數量或質量上皆無法跟中國相比，但在瓷器設計上，也各自有文化特色。」

中國茶碗成日本國寶

以日本為例，戰國時代末期的名將豐臣秀吉（1537-1598，中國明朝時期），就對中國茶器十分着迷，並曾建「黃金茶室」。「日本人喝綠茶的方法，是將茶末放入茶碗，加入沸水，再用茶筅攪拌，直至起泡沫，這源自宋代盛行的『點茶法』。用黑色茶碗，是為了便於『鬥茶』時看清楚泡沫變化。」李宗鴻指出，2015至2016年在香港科技大學展出的南宋建窯黑釉兔毫小盞，便被視為茶器中的珍品。「所謂『兔毫』，是指燒製過程中出現自然變化的『兔毫紋』，十分難得。」

李宗鴻指出，日本茶道印證了中日文化交流的歷史，並認為日本人視為世界級國寶、現藏於東京靜嘉堂文庫美術館的「曜變天目茶碗」，可能是明朝永樂皇帝（明成祖朱棣）送給日本的外交禮物。

日本在豐臣秀吉時期開始對外擴張，儘管侵略朝鮮一役，被朝鮮名將李舜臣打敗，但也擄走了大批朝鮮窯工，日本由此進入「瓷器時代」，燒製水平和質量大幅提高，甚至能夠出口歐美市場。「十六世紀以後，朝鮮瓷器的燒製水準被日本追過，到了十七世紀的德川幕府時代，杮右衛門等工匠流派出現，作品除上層統治者使用外，部分更出口外國，因此現在歐洲也可見到杮右衛門瓷器」。

越南青花瓷亦盛極一時

至於與中國山水相連的越南，李宗鴻指出，越南瓷器鼎盛於中國的明朝時期。他分析，明永樂年間鄭和下西洋之後，中國走向閉關自守，越南青花瓷乘時而起，由於青花瓷的藍色鈷料由伊朗（波斯）進口，而伊朗原屬蒙古四大汗國之一的「伊兒汗國」，創建者為元世祖忽必烈之弟旭烈兀，與元朝維持良好關係。當時波斯商人經絲綢之路或海上絲綢之路抵達江西景德鎮，委託中國工匠燒製青花瓷器，運回波斯銷售。因此，目前伊朗和土耳其收藏大量「元青花」，至元末明初，中國出現改朝換代的動盪，阿拉伯商人改往越南，同時把鈷料輸往越南，因此，十五世紀後，越南出現燒製青花瓷的鼎盛時期。

李宗鴻認為，一帶一路的古玩市場與香港息息相關。「香港在地理上位處全球的中心點，無論去到世界任何地方，都不過十多小時飛機。由香港出發，航線輻射全球，與一帶一路國家本來就有互動關係」。

他指出，文物是一個國家歷史演變的證據，反映了一個國家在某一歷史時期內的文化和科技水平，例如早在唐朝：中國人就已發明白胎瓷器，這些瓷器在阿拉伯甚至非洲都有出土。香港人可以由關注一帶一路國家的文物開始，了解中國和沿線國家的文化互動關係。「如果我們只關注中國瓷器的發展，我覺得不夠全面；我們一定要了解其他國家的瓷器文化發展，才可以繪製出全球對於同一種最尖端科技的發展和互動關係。瓷器的英文是china，在西方人眼中，就代表了中國（China），這是十分貼切的。同時，要了解一帶一路沿線尤其是中亞國家的文化和政治局勢的發展，一定要觀察貨幣，因為不同國家的歷史事件和宗教元素，以至帝王肖像，都透過文字刻劃在貨幣上。從中亞地區的帝王肖像，我們可以發現很多歷史信息，而這些貨幣亦有與中國人產生互動交流。所以，要了解一帶一路沿線地區的歷史，貨幣也是很好的媒界。

絲路沿線國家的貨幣，包括了古希臘亞歷山大大帝時期，即公元前約320年的銀幣。古代的北印度，即現今的巴基斯坦一帶，因亞歷山大大帝東征而受希臘文化影響，其希臘化的文化特色亦可見諸錢幣。至於東亞的日本和韓國的錢幣，也參考了中國銅錢（外圓內方）的設計。

「古代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貨幣，多用貴金屬如金、銀等鑄造，數量上與中國相比不成比例，存世量亦不多。」李宗鴻認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貨幣，無論是作為投資還是認識歷史的媒界，都很值得注意。

古印度佛像有西方人臉孔

至於歐洲特色的藝術品，例如羅馬帝國時期的玻璃製品，除了在今天的以色列、巴勒斯坦地區大量出土外，隋唐宮廷遺址和西安的古代墓葬中，也發現大量玻璃碎片（現存於陝西省歷史博物館）。因此，李宗鴻相信，這些玻璃製品來自羅馬帝國，顯示絲綢之路的文化交流現象──中國輸出瓷器，入口希臘羅馬的金銀器和玻璃製品，並在瓷器工藝上，仿製希臘羅馬金銀器的花紋。

李宗鴻認為，香港人可透過國家倡議的一帶一路拓展文化視野，藉收藏和欣賞古玩放眼世界，並進行深入思考，「這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他更建議，「中學的歷史課可以在博物館上」。

李宗鴻補充，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藝術品中，另一值得注意的是犍陀羅（Gandhara，玄奘《大唐西域記》作「健軑邏」）文化。上文提及亞歷山大大帝遠征北印度時，把希臘文化帶到當地，啟發了此後一二百年對佛教形象和藝術的追求，其中就包括犍陀羅文化。

公元一世紀至二世紀（東漢時期），犍陀羅文化在現今巴基斯坦和印度西北部蓬勃興起，這主要當時統治該地區的貴霜帝國（The Kushan Empire）君主迦膩色伽一世（Kanishka I）大力宣揚佛敎產生所影響。

當時，亞歷山大大帝東征時期留下的希臘人所建立的大夏（Bactria）已被大月氏所滅，而貴霜正是大月氏的一部，顯然吸收了希臘的藝術文化，因此犍陀羅地區的佛像造形有類似希臘神像的表現方式，例如高鼻深目的西方人臉孔、衣服的紋理質感，以及肌膚的凹凸感等，今天巴基斯坦的白沙瓦、塔克西拉、拉合爾等地都是犍陀羅文化的發源地。

到了公元七世紀的唐朝，玄奘法師著《大唐西域記》中，仍然記載着「王族絕嗣」的犍陀羅國，「居人稀少，宮城一偶有千餘戶」，城內仍有佛像、伽藍（佛寺），可以想見當年繁華。

隨着佛教東傳，往來絲綢之路的、僧人、匠人和商旅從印度通過西域的于闐（今新疆和田地區西南）、龜茲（今新疆庫車縣），經過河西走廊傳到內地。從犍陀羅佛像──敦煌石窟──雲岡石窟──龍門石窟──麥積山石窟，犍陀羅藝術的傳入，形成了清晰的脈絡。

「犍陀羅藝術在魏晉南北朝時期，以至唐朝在中國開花結果。例如獅子，在中國並非土產的動物，早在漢朝或更早，就由西域的使者帶到中國，作為進貢中國皇室的貢品，而在獅子藝術的描寫，一直以來在中國的藝術品如陶瓷、石雕、以至繪畫，都可表達出獅子澎湃有力的形象，而這種亦是跟佛教藝術遙相契合，這充分表現了犍陀羅藝術與中國藝術在獅子形象的塑造上有一種遙遠的對話和交流」。說着，李宗鴻拿出一對唐朝的「鎮墓獸」，其栩栩如生的獅子造型和虬髯、大眼、高鼻的「胡人」樣貌，可說是中外交流穿越千年的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