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地兩檢：違憲、越權的思想根源|黃賢

要理解人大常委的決定為何違反《憲法》、《立法法》，有必要先了解擅權這個老毛病的思想根源。這樣才方便分析「九鼎論」的法理錯誤。

擅權的背景：立法、釋法長期混亂

混淆立法、釋法權限，是根深蒂固的毛病；「縣官不如現管」，是「官本位」社會的基因，迄今尚未能扭轉。（註1）

人大常委會不是全國人大，也不是其替身，更不容替代人大。人大常委的立法、釋法權力有限制。近日的評論，往往混淆二者，包括很多權威人士的評論，特區政府的聲明同樣犯錯。這是有歷史原因的。

開國到文革撇開不談，文革後討論修改憲法時，無奈立法權限的劃分必須「模糊化」：全國人大和其常委會之間如是，人大和國務院更如此，成了歷史包袱。三個原因：其一，國家長期行政主導，只有《婚姻法》，連《刑法》也是1979年才通過；國家是靠各部門的暫行條例、規章管治的；其二，當年的全國人大代表，約一成是文盲，法盲更不計其數，難承擔重任；（註2）其三，每一次路綫鬥爭之後，各世代的勢力並存，很難一致，特別是寧左勿右的基因，蔭護了一批極左餘孽。（註3）

1982的《憲法》就是立法權限刻意模糊化的妥協結果：全國人大和全國人大全委會的權力划分不清，各政府部門依然各行其是。憲法監督雖然被提出，但被擱置；訂定規範立法程序也被擱置。

後果難免繼續政出多門，部門法規、條例打架，甚至違法、違憲。「我說就算」、「下不為例」、「特別安排」成風。濫權、潛規則成了貪污腐化的溫床。不到十年，就釀成災難。

可幸的是，法律科班出身的法律工作者陸續登上舞台，專業意見開始被重視，有利認識此前的混亂，推動了2000年《立法法》的制定。

《立法法》開始走上正軌

制定《立法法》的原因，目前最普及的解釋是：

中國憲法以及其他有關法律儘管對立法權限的劃分、立法程序、法律解釋等問題作了原則規定。但由於憲法對立法權限的劃分不夠具體、不夠明確，導致有些法規、規章與法律相牴觸或者法規、規章之間相互矛盾、衝突……擅自解釋法律、法規，或者各搞各的規章。這些問題在一定程度上損害國家法制的統一和尊嚴，也嚴重地影響了正確執法。

雖是進步，但《立法法》儘管經2015年修改，依然有缺陷。而更根本的問題是各層掌權者往往頭腦還未轉變過來，稍遇棘手難題，就故態重萌，重蹈覆轍。人大常委會也難免俗。

授權和權力的劃分，涉及國體，不容含糊。中國共產黨也有所認識，去年的十九大，彌補了這方面的制度缺陷，修改《黨章》第22條（原第21條），加上：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報告工作，接受監督。

在一地兩檢問題上，很遺憾人大常委違反《憲法》、《立法法》，有越權之嫌。很難想像，這邊黨在補東牆，那邊卻容忍拆西牆。

註1，本文刻意迴避「權大還是法大」這個偽哲學問題。

註2， 1978年選出的人大、政協，前者文化偏低，後者年紀偏高（我有幸參加統計，得罪不少人，還差點入罪：領導開始説是，後來又說不是）。因而把過多權力從全國人大授權人大常委會，導致日後的的問題。

註3，有多方面勢力嫌法律麻煩，以各種方式阻撓走上法治，不惜一再以「臭老九」污衊倖存的法律專家（經歷反右、文革，都心有餘悸，但依然勇敢挺住，歷史應感謝他們）。目前香港反精英思潮如出一轍。最後還是鄧小平一句定調：「終於明白為什麽普通法不會出現法西斯。」

註4，用當年人大委員長葉劍英的話：「還有一些意見，雖然是好的，但實施的條件不具備、經驗不够成熟……沒有寫上。」

註5，邢焯時．《行政法治知識手册》，浙江大學出版社，2005。作者曾來香港短期學習，若被香港法治精神感染，也算是香港的貢獻。

黃賢

生於香港，畢業於拔萃男書院及美國哈佛大學法學院，獲法律博士學位，曾在美國最大的國際事務法律事務所工作。1978應邀回國，在北大（77、78級法律系）和外經貿大學（1979碩士班）講授國際經濟法、公司法、兼任中信和多個中央部委法律顧問，也參與多項立法工作。曾擔任北京吉普車、訊達電梯、平朔煤礦等等眾多涉外談判的法律顧問。主持翻譯《美國標準公司法》。1982因間諜罪坐繫秦城；1989秋，罪名推翻。1992返港，今在兩岸三地從事策略顧問工作。黃氏自1970起即參加保衛釣魚台運動。

標籤: 一地兩檢一言九鼎人大常委憲法立法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