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國兩制還有共同基礎嗎？|張楚勇

編按：2017年5月27日，城大公共政策學系助理系主任兼高級特任講師張楚勇博士擔任「周末時事講堂─城大公共政策、政治、哲學公開講座系列」講者，以主題「政治是可行的藝術？──『一國兩制』的例子」發表對政治的看法，內容豐富，本社將分四篇刊出，以饗讀者，第四篇演講內容如下：

關於香港一國兩制的制度，關鍵是如何將兩套似乎「水不溝油」的制度，以一個妥協的方式，包容彼此的不同或維持兩制的差異。這顯然是一個妥協的藝術，嘗試以政治的方式而非武力強制的方式解決問題，當然當中存在強制的成份，如大陸需收回香港主權，但用的方案不是暴力方法解決，否則政治便會失效。

一國兩制的例子

最初中國大陸提出一國兩制的時候，原是想統一台灣。當1979年港督麥理浩與鄧小平見面後，北京決定首先採取這個方案在香港實行。一國兩制實踐了20年，現在出現的結果是，愈來愈多香港人不覺得自己是中國人。有相當一部份，尤其是年輕人，寧願支持香港獨立。與此同時，大陸對港立場愈來愈強硬，特別是3年前香港發生了雨傘運動，和香港人爭取真普選失敗後，換來的是人大8.31方案和一系列更強硬的對港政策。

面對這樣的情況，港人可如何自處？其中有幾種可能性︰一是港人與中國大陸直接反抗同歸於盡，但港人是否有決心？沒有決心的民族主義不能成為民族，因民族認同一定需要捍衛才能維持的。清末譚嗣同講變法時認為古今凡變法革命，沒有不流血的，由他開始，以警醒國人。流血犧牲是其一的選擇，但也代表政治的失敗，好像以前共產黨以革命對抗國民黨政府與軍閥政府，等於把政治推到極端，成完全的敵我關係。第二個可能是「一國一制」，即大陸完全將她們的那一套強加於香港。但大陸並沒有這樣做，也好像不想這樣做。保留香港的獨特性似乎也對中國有利。如果以上二種做法都不理想，那麼應該怎麼辦？現在的問題應如何解決？

一國兩制絕對是政治是可行的藝術的實驗方程式。現在香港還是相對太平，至少彼此沒直接武力衝突，不像其他如敘利亞等地域和戰區的衝突，最多只是出現過規模小及溫和很多的「魚蛋騷亂」。但這不代表沒問題。似乎80年代設計出來的方程式已是不太可行，不能充分解決今天香港的問題，有走向極端的傾向。

其中一個論述認為令一國兩制走樣，政治可能失效的原因是中方不守承諾，代表政治權威的中方否決港人的各種民主普選訴求。但如果這說法成立的話，即代表人民可進行革命，以孟子的說法，人民有權推翻「夏傑」。但現實是否達至如此極端的地步？

當然人大8.31方案和銅鑼灣書店等事件正影響一國兩制的運作，但從結構與制度上說，一國兩制的問題，很大程度上，是與權力的分布與一國兩制均衡狀態有關。其中普選是關鍵，即代表管治權的分布，誰有權去管？權力的來源從何而來？和權力如何分配等問題。在這一點上大家存在很大分歧，各自有不同看法。當雙方「水不溝油」的時候，中方覺得香港威脅國家安全，港人覺得中方威脅香港核心價值，形成類近冷戰年代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式的紛爭。究竟在一國兩制下，管治權應如何分配？原本的說法，《基本法》似乎講了一部份對權力的安排，但沒有完全交代十分清楚。中方承諾最終會給予港人普選，以循序漸進的形式實行，但一國兩制核心問題是，雙方對管治權的權利和分布存在很大的分歧。

面對兩者分歧狀態，雙方可否暫時按下不表？就如海峽兩岸關係那樣，以「九二共識」原則減低分歧？雙方能否先將中國的爭議放下，以對中國的含混理解來減低對「一中」的清晰程度，同時又不能完全沒共通點。雙方既要有含糊的地方，可將「水溝油」的分歧並存，同時又需一些共同點，以作政治的妥協，中港關係似乎今天正正缺乏這種妥協。一國兩制根本的問題是究竟管治的權威如何定？雙方能否建立足夠的共同基礎，好讓兩種不同的理解進行溝通，讓含糊的理解並存，以產生正面的效果。

一國兩制的共同基礎？

今天香港的管治權似乎缺乏共同基礎，中港愈各自對一國兩制的權力基礎作出清晰的定義，結果卻帶來中方8.31方案和香港民間公民提名之間的矛盾，形成「火星撞地球」的情況。當說北京的8.31方案是出賣承諾時，另一方則反駁說，《基本法》本身也沒包含公民提名的規定。雙方愈嘗試只根據自己一方的論據邏輯制定立場，矛盾反而不斷增加，究竟兩者之間如何可取得平衡？雙方有沒有足夠的政治智慧去克服這些困難？

中央的8.31方案可能令港人相當不滿，但換個角度來說，港人的公民提名也令中方不滿，認為是違反《基本法》規定。因此，雙方如何才可有共同基礎？有什麼在香港進行的措施與政策是可以加強彼此的共同基礎？有機會令水和油向較好的方向發展？或是雙方現在已是不停削弱彼此的共同基礎，令政治可行性愈來愈失效？

如果說到共同基礎，其實有些充滿張力的前提到現在還是存在的。一是香港不要實行社會主義，二是北京不要我們挑戰大陸共產黨的領導。這一點80年代鄧小平已說得很清楚。嚴格來說，香港人是否真的很多人想取代共產黨？現實好像沒有。但利用香港來批評共產黨的情況很多，例如銅鑼灣書店便以出版大陸禁書賺錢獲取利益。當港人說與大陸「河水不犯井水」時，支聯會年年於六四維園要求結束一黨專政。但中方有沒有年年要求結束民主派？中央沒有阻止民主派參政，最多只是不準民主派回大陸。早期當司徒華未過身時，董建華曾叫支聯會放下六四包袱，但華叔及很多香港人都不肯。換個角度看，從中方的立場來說，民主派年年叫中共結束一黨專政，但中方有沒有結束民主派？究竟誰是誰非，大家應該如何辦？或許港人會說，言論自由是保障港人批評議政的權利，這的確是對的。但從某個角度說，中方同樣可行使更多他們的權力，例如釋法權。釋法權一早寫在《基本法》內，北京會質疑為什麼每次釋法港人都哄動？

管治權是很關鍵的東西。8.31方案為何讓港人接受不了？究竟8.31方案是不是普選？英美民主大國都叫港人接受8.31方案，只是民主派和港人不願接受。如果8.31方案通過，港人已經享有一人一票選特首。但有人可能會批評，8.31方案是假普選，候選人都不是港人真正想要的。如果這樣爭持下去的話，似乎雙方都難以建立共同基礎，矛盾爭持不下，如何可解決這些問題？還是雙方都沒有意願去解決問題？

其中一種關於共同基礎的說法是雙方先集中攪好經濟，暫時擱下政治分歧。如果說政治上放下紛爭，不要爭拗先攪好經濟，希望從而攪好民生，這似乎是林鄭新政府現在想做的事，中央官員張德江也有這種看法。從經濟和實力發展來說，雙方的發展趨勢是愈來愈融合。現今香港如果沒有中國大陸的經濟後盾，經濟表現會遜色很多。從這共同基礎來看，政治的爭議可否暫時擱下？有沒有真普選的爭拗變得較為次要，雙方的共同基礎反而是互相的利益。以往香港之所以能夠發展，都是建基於這個基礎上。在未政治化之前，香港的經濟發展成功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因爲香港有幸避過大陸的管治，例如文革時影響香港只是一場67暴動。當大陸經歷各種的政治事件，如三反五反和文革時，香港相對地平穩，沒太大的災難。當然港人不是刻意這樣做，只是歷史上，香港十分幸運地避開很多中國的政治紛爭，包括由晚清末年到最近，兩次翻天覆地的大革命，令香港可相對穩定，這都是歷史上的幸運。

但現正似乎港人的心態，相對地已經在政治上醒覺，很多人都覺得這是理所當然的。當港人實踐不了心中的政治理想時，政治紛爭往往出現，令港人心生不憤，出來反抗與中央撐到底，例如不要8.31方案，不讓《基本法》23條立法，不斷上街遊行大肆批評，這都是現況。港人對大陸的做法，覺得他們干預得太多。即使是特首選舉，理應可讓港人選擇，但結果都令港人失望。如果要有共同基礎的話，大陸是否需要那麼擔心小圈子選舉的安排？究竟由更受港人歡迎的曾俊華出任特首有什麼不妥當？為什麼中央對類似曾俊華的人都接受不了？事實上，曾俊華本身已屬於建制派，就算有關卡篩選，中央理應給予港人更多的自由度。在這一點上，大陸對港經常不放心，作出強力干預，令香港人十分不滿。

按遊戲規則決定結果

雖然香港有固有的選舉框架，但中方的做法是將有關規矩變成是國家自己的政治手段。為了要保住林鄭能當選，中央主導了選舉的過程，以達到中央的預期目的，不是在規則下容讓自由競爭，於是令香港人十分不滿和看不過眼。換個角度說，儘管那些規矩並不是很完善，如果中方可讓選舉全跟規矩運作，不作干預插手，即是誰更有吸引力，誰獲更多票，結果全由選舉決定，這可令香港人較為接受。這個觀念代表有了遊戲規則後，政治應放手讓它自由運作和自由競爭，根據遊戲規則決定結果，不是利用遊戲規則來達到某些目的。

這背後代表兩套對政府管治與權限的性質的不同看法，亦是代表一國兩制的內在差異與不同。一方是社會主義的國家，尤其時一黨專政的國家，所有的政策都是服務黨國目的，背後的共同目的可以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共產主義理想國」、或後來的「國家統一現代化」、或現在的中國夢。一直以來中國很多的做法，都是以達成共同目的做基礎，其他所有一切都是手段。但香港一直沒有什麼政治共同目的。當英國侵佔香港的時候，並不是想將香港人變成英國人，目的只是想找一個地方方便與中國大陸做生意和發揮對華的影響力。如何做生意由則商人自己決定。因此百多年以來，英國人最害怕是社會動盪和不穩定。如不構成秩序的破壞，港人可根據法律享有很大的自由度辦事。由於位置偏遠，香港根本沒能力為英國的國家目的扮演主導角色。當砵甸乍奪取香港的時候，維多利亞女皇認為這偏遠的小島價值不太。這麼多年來，香港很幸運地沒有什麼政治目的，從殖民地至今，大家各有各生活方式，即是人稱的獅子山精神，強調奮鬥與追求個人理想的自由。對香港來說，英國人其中一個優點是制度，對香港的干預程度低，其制度並非直接服務英國的具體共同政治目的。所以從一國兩制經驗可見，香港的制度強調有了共同規矩應讓它自行運作，但對大陸來說，共同規矩的作用是用作統一、現代化和國家安全等目的。

香港在大陸大國崛起的背景下，在全球地緣政治屬於比較弱（即易受外國影響）的一環。很多人的想法是，中國共產黨從開放改革以來，慢慢開展了自己發展的路，即是中國特式的社會主義。他們很聰明地避開了89年東歐共產陣營的瓦解，從經濟上走向資本主義，在政治上維持專制，並成功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系。在國際關係的經驗上，代表第一大國的英美一直是帝國主義，以前經常侵略瓜分中國，所以共產黨要推倒的三座大山，其中一座大山便是帝國主義。以前共產黨從事革命的其一目的是把帝國主義趕走，雖然現在已成功把他們從中國趕走，但帝國主義重返東亞的野心猶在，令現在的台灣問題仍處膠着狀態。從整個地緣政治的布局分析，第一大國與第二大國容易出現衝突，好像歷史上德國崛起時便與英國打仗；英國掘起時與西班牙打仗的情況。假如代表西方陣營的「老大」—美國對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存有很大的擔心，雙方出現互不信任時，最終可能會引發戰爭。如在2016年，美國發布了RAND Report，仔細描述評估一旦與中國開戰會有什麼可能的情況。如美國預備要與中國開戰，參考自東歐顏色革命的經驗，最容易滲透的地方當然是香港這個最弱的門戶。香港沒有《基本法》23條立法，港人又人心未回歸，西方勢力在港的影響力大，如在港美國領使館的人數，據說要比北京的美國大使館為多，令中方十分擔心。加上港人親西方比較親大陸，令中央的對港思維更為防範與強硬。

今天一國兩制出現互不信任的情況，雙方的鴻溝很大。究竟是否由於港人擁有兩制空間，不怕中央的鎮壓而出現較多的抗爭？還是中央因地緣政治的考慮與國家發展的目的而阻礙「兩制」的發展？抑或是一國兩制制度本身出現了大問題？究竟雙方可否找到長遠的共同基礎？這都是各不同政治家與持份者急需思考的重要問題。

中國管治VS英國管治

面對香港與大陸在一國兩制各種深層次矛盾，如果要解決雙方在一國兩制上的問題，建立比較良性互動，關鍵是需要尋找一個比較全面的視野，既了解大陸，又熟悉香港，可以全面看到兩者之間的分別與需要。但有這種視野的人基本上不存在，或很難找到。具有這種視野的人不能只熟悉中國大陸，即是無論這人如何了解熟悉大陸未來的發展，他還需要真正了解明白香港。因為不像香港以前與英國的關係，香港以前比英國落後，當香港出現問題時，倫敦可出手救香港。由於當時的英國不論在管治、社會發展、規劃管理，和制度上遠遠超越香港，所以當香港出現問題時，英國可立即採取一系列的措施補救，例如建立聯繫匯率，和制定社會政策去解決六七暴動後的問題。即是當香港需要干預的時候，英國可以干預很多，但當不需要干預時，英國可讓香港放任自由。大英帝國在統馭全局的經驗，以及眼光視野和能力，都比香港強很多。香港出事時英國可以補助。相反，中國與香港比較起來，中國基本上缺乏經驗，去管理這樣一個如此現代化和不同制度的社會和大城市。中國管治只有他們那一套方式，就算是上海、深圳、北京、天津和廣州等城市，都是大陸模式管治的現代城市，並不是香港那樣多元西式的現代城市。即使在大陸內最有經驗的官員，都未必一定有經驗了解香港很多切膚的問題。

但換個角度來說，究竟在香港有沒有可統觀全局地理解大陸的人，可以在一國兩制下，既了解大陸，又明白香港的擔心需要，促進雙贏的局面？似乎香港很難找到這樣的人。以前彭定康來管治香港，站在英國與香港關係的立場，是十分成功。當他出任港督時，表現令港人十分滿意。因為彭定康是英國一級的政治家，絕對有能力勝任首相之職，未能出任只是缺乏運氣而已。他統觀全局的能力與視野，在當時英國與香港的關係上，無人能及。雖然跟隨彭定康出身的曾俊華在最近的特首選舉競選活動辦得很成功，但與彭定康相比，還是差了一截。彭定康很可能是香港開埠以來至今天，最出色的香港政治家。所以在「中國因素」只在幕後時，英國擁有足夠大量政治人才去支撐香港政府。如果香港的問題解決不了，英國甚至可派保守黨主席來支撐也行。儘管如此，彭定康的政治魅力和影響力，也只能停留在深圳河以南，未能達至深圳河以北，因為他不了解中國，而中國也不相信他。相反，無論那個中國領導人如何出色，他能否真的可以很貼身地明白香港，了解為何在回歸後出現人心未回歸和各種問題，並成功令香港人信服？中方似乎也找不到這樣的人。而具備中港兩面觀點的人，更是難以找到。現在一國兩制的困局是，顧全到一國時便顧不了兩制; 顧全到兩制時又顧不了一國，於是產生了巨大的鴻溝。

以前鄧小平的年代，當時中英領導人思考設計大框架時，的確令香港成功回歸，至今沒有發生什麼軍事暴力對抗。但現在問題是，統治者得了天下如何治天下？要治好一國兩制，涵概兩面觀點的視野，現階段似乎還未出現。

作為香港人，我們只能站在香港的角度去嘗試補足一國兩制的問題。今天一個很大的挑戰是，我們一定需要認識中國，愈認識深入愈重要，包括了解中國的成功與失敗、好處與壞處、中國與香港之間的矛盾或互利關係。如果我們不了解，便沒辦法補足這個鴻溝。但現在最大的挑戰是，如何才可讓香港人深入了解中國和一國兩制？以香港的大學生為例，今天很多學生都不願修讀有關中國的課程，年輕一代不想了解理會中國，連回大陸都不情願。但如果我們不「知己知彼」，是沒法拉窄彼此的鴻溝的。我們如何可在香港內部自己產生對中國大陸足夠的認識？這種認識是對一國兩制有利，不是只包含一國，必須包括兩制，這是政治是可行的藝術在香港的一大挑戰。

中國大陸現在有一個危險是，對香港有感情的領導人已相繼退下來，他們經歷過中英談判，感受過香港以前的優勢及曾如何幫助過大陸。現在很多大陸的政治精英，對香港是沒什麼感情，他們可以在國內外都很傑出，但不會如上一、二代那些處理香港問題的大陸官員，對香港有獨有的感情。這些年輕一代的大陸精英，不少是同時畢業於哈佛大學及北京大學等一流學府，有豐富的外國經驗，但他們不會很同情香港。即使他們在香港生活了多年，比較能夠從香港角度看問題，但不會像我們這些土生土長的香港人那麼認同香港和去看問題。他們的大陸觀點強很多，當這些精英愈來愈主導的話，只會愈來愈全盤從一國的角色去思考問題，兩制對他們來說變得相對邊緣化。因此我們假若不能夠與他們有更多良性的互動的話，其實只會愈難拉窄彼此的鴻溝。所以加強香港人對一國兩制的認識，是十分重要，認識不可只站在兩制角度上看，同時要站在一國上以解決兩制的問題。

努力把藝術創造出來

所謂政治是可行的藝術，不可單靠空談討論。特區政府、立法會、各方的政黨、政治人物和領袖、媒體，應該如何做，這全都是互為影響的。但香港現在有一個不良的現象，是去收窄鴻溝的努力很容易化為烏有。舉例來說，民主黨的羅致光出任新政府的局長職位，但卻需要辭去民主黨的職位。這有必要嗎？民主黨堅持這種做法，可能是害怕失選票，和得罪激進的泛民人士，部份香港人更會說他們出賣港人利益。現在的政治力量與政治氛圍，是會懲罰收窄中港鴻溝的努力，有沒有辦法改變？我們如何可讓這些努力較容易行得通？

在處理中港矛盾上，香港人實際上沒能力去推翻中國政權，即使發生佔中運動和霸佔金鍾，也不如在天安門的佔領效果那樣，對中國不會構成很大的影響和威脅。在佔中運動上，中國亦沒有派解放軍出動，他們不想與港人大打出手。可能一國兩制實際問題的嚴重性，未必達至萬劫不復之境地，但不要忘記的是，政治很多時都是某種論述，如果愈講愈差的話，可能最終現實真的會壞起來。第一次世界大戰是絕對不需要打的。但歷史是沒有如果的。假如因為某些原因，香港不知為什麼突然喪失了一國兩制，將是十分不幸的事。所以說政治是可行的藝術，政治家與庸才的分別在於，人才是如何可在管治上，愈來愈發揮到長治久安，愈來愈契合社會的發展。庸才只會把政治的藝術弄得一榻糊塗，把大好江山斷送。當然香港現在還沒有斷送一國兩制，但令港人迷茫的，是兩者之間的鴻溝十分清楚，解決的方法卻沒人知曉，解決意願目前多是空談，雙方的分歧對抗卻無日無之。如此下去，對一國兩制的前途肯定不好。我特別覺得年輕一代面臨很大的挑戰。在香港的年輕人，他／她們需要在港發展，難道要像以往的移民潮那樣離開香港？假如一個地方是好的，理應是吸引人才來發展，而不是迫人離開。如果我們看到每位香港人只想着急於離開的話，即代表香港愈來愈有問題。如果我們還覺得香港是屬於自己的家，應要想一些辦法去改善。所以說政治是可行的藝術，千言萬語，正正是說究竟有沒有人可頭腦清晰地指出政治的可行性在那裏，這全須靠各政治家努力去把這藝術創造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