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t our butterfly be the last to fly away.」

10月13日本欄提及英國威爾斯斯南部 Bridgend 城區郡，在2007年前後不足18個月發生了21宗青少年自殺案。筆者認為這些事件突顯了中西文化的差異、西方文化的局限與及兒童教育等問題。

 

這是其中一個青少年死者的父母在葬禮上誠心的禱告。會否再有蝴蝶折翼？禱告只是出於良好的意願，若想問題從根本上獲得解決，首要做的是深刻的反思。

 

21位年輕人為甚麼「選擇」一條不歸路？表面上是各有其獨特成因，深一點的探討可以和教育的失效扯上密切的關係；再深一點更可探索至文化層面。我可以說「死亡谷」事件正正反映了英國文化深層的危機。

 

這個危機是甚麼？這裏我先賣一個關子，容我再說一個故事，發生在小兒身上的真人真事。

 

 

某天上午，我正在電腦面前埋頭苦幹時，收到小兒小學校長秘書的電話，說校長想約我翌日會面，因若山在學校對同學作出了「欺凌」行為！小兒欺凌同學！渾噩的腦袋立時清醒過來。小兒從來均是循規蹈規的，非常守禮，是老師、同學眼中的乖學生。這回他發生了甚麼事？初初來英時，確有欺凌事件發生，但不是小兒欺凌他人，是他給同學欺凌。我沒有向學校尋求支援，只教導小兒可如何面對、處理，看看他能不能自己過關。現在說他欺凌同學，說甚麼我也不相信。等不及翌日了，下午就驅車往學校了解情況。經過與校長及其班主任詳談後，原來只是一場誤會，小兒並沒有犯下甚麼滔天大罪，只是同學之間的小磨擦。Bullying「欺凌」這個詞語在英國用得非常寬鬆，在香港則嚴重得多了，處理不善，隨時惹官非，甚致乎「弄出人命」！

 

會談中，其班主任向我透露，小兒已不是第一次向同學作出 Bullying 的行為。本來平靜的心情又給這番話嚇了一跳。連忙追問究竟，小兒對同學幹了甚麼樣的不好行為呢？這個追問的問題，我想若是香港的情境，是非常的自然吧。誰料我以為一個想當然的問題竟惹火了其校長！他問我為甚麼要問這個問題，這個問題分明是挑戰老師的專業，不相信她的觀察、她的判斷；不信任學校！沒那麼嚴重吧，我連忙解釋我只希望了解實情後，可幫助小兒把不好的行為改正過來。假如香港的學生家長能主動作出這樣的協作，我想訓輔老師實可多活幾年。但在英國，這個回應卻換來一次更嚴重的指控。尤幸這個校長頗愛惜小兒，可能在愛屋及烏下才沒把我帶上法庭！

 

我究竟犯了何罪？原來根據甚麼甚麼法（當時我已被嚇得目登口呆，只記得好像是甚麼 parental legal law），家長把子女交給學校，在校內學校就履行了父母/監護人的責任，家長在家裏不能亦不應對子女在學校的行為作出管教。若家長這樣做，在法律上是違法；教育層面上會令學生兩面拉扯、無所適從！誰說太陽底下無新事？這門子的理論，我聽所未聽，聞所未聞！究竟是我的孤漏寡聞，還是英國人的「眾人皆醉我獨醒」的獨有行為？還望各位高明指點迷津。

 

 

這種把家長角色抽離的教育方法，背後其實隱藏了西方人所重視的「個人主義」。「個人主義」的主體在「個體」，價值表現在「個體」的自由、權利。主體「個體」以外的客體，如家庭、父母、兄弟、朋友、社會等均屬於「個體」下。「個體」的自由成為人生追求的最高目標；由此而衍生的人權——個人的權利、平等，次一層級的民主、選舉、私隱等觀念其實亦是濫殤於「個人主義」。「個人主義」的出現自有其歷史因素，可以說是對中世紀歐洲神權時代——只知有神，莫知有人——的反動。現今西方社會所尊崇的「個人主義」卻是「個人主義」極端化，這種極端化就是我所說的文化深層危機。Bridgend 城區郡眾多的青少年自殺案背後自各有獨特的成因，但其對生命的不珍惜、甚致厭惡卻是一致的。這種對生命的賤視，我可以說其中一個解說是認為「生命」是不需要向任何人負責。生命是我的，我愛怎樣就怎樣、關卿何事？父母又怎樣，我在學校的表現怎樣父母也無權過問呢！

 

上星期讀報時，讀到一位家長向報章專欄的「教育版」投訴，說其女兒在 City Academic（類似香港以前的工業學院）就讀，於是約其班主任會面商討解決辦法。她向其班主任查詢女兒的個別科目成績，卻為其班主任拒絕。其班主任解釋說她女兒已年滿18歲，學業成績屬於個人私隱，若未經當事人同意向他人（任何人，自然包括父母）透露，他即屬違法，輕則失去教席，重則身陷囹圄。這位家長投訴她們的國家究竟已變成了一個甚麼樣的國家！

 

英國將會變成一個怎樣的國家我自然不知道，亦沒興趣深究。我只知道能對自家這種文化危機作出反省的英國人，就我所親身直接接觸或透過媒體間接接觸的就鳳毛麟角了。這樣說來，英國的教育是否一無是處？當然不是！英國已有千年歷史，若說其教育，以致文化全是渣滓自然是偏激之論。她的優點實在也不少啊！他日有機會才再續未了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