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至年中，銀行間市場資金面持續吃緊，「錢荒」之憂又起。金融機構將迎來嚴監管政策基調下的首次宏觀審慎評估（MPA）季度考核。6月6日，央行開展4,980億元一年期中期借貸便利（MLF）操作，對沖到期量有餘而呈淨投放，且資金期限拉長。看似矛盾的種種舉措，其實正顯示央行力圖發揮貨幣政策與宏觀審慎「雙支柱」效力，維護經濟穩定，有序去槓桿。
「雙支柱」的金融調控框架
在今年2月發佈的《2016年第四季度中國貨幣政策執行報告》中，央行首次明確提出，探索「貨幣政策+宏觀審慎政策」雙支柱的金融調控框架。相較過往貨幣政策只手獨擎，這一調整堪稱一場重大變革。貨幣政策繼續主要針對宏觀經濟和總需求管理，側重於經濟增長和物價水準的穩定；宏觀審慎政策則直接和集中作用於金融體系本身，抑制槓桿過度擴張和順周期行為，側重於維護金融穩定。根據宏觀經濟冷暖和金融機構槓桿率高低，二者鬆緊搭配可有多種組合，但目的均為防範系統性金融風險、提高金融服務實體經濟水準。
當前，經濟周期與金融周期分化，金融系統的複雜性和脆弱性加劇，二者協調配合尤為必要，也格外困難。今年一季度，中國經濟出現企穩之勢，但基礎並不穩固，財新中國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等先行指標顯示實體經濟或將再次下行；因此，宏觀經濟周期需要貨幣政策維持中性，不能貿然偏緊，分寸需十分精準。同時，企業和金融機構的槓桿率仍然畸高，尤其是金融機構高槓桿運行導致資金空轉，累積了較高風險。其他監管部門相繼出台嚴監管政策，意在金融去槓桿，則要求貨幣政策不可偏鬆，否則，嚴監管政策效果將大打折扣。
重視宏觀審慎，是國際金融監管的一大趨勢，是對2008年爆發的全球金融危機痛定思痛的成果。早在2010年，央行行長周小川就指出，國際金融危機一大教訓是，不能只關注單個金融機構或單個行業的風險防範，還必須從系統性角度防範金融風險。也正是在金融危機肆虐時，中國宏觀審慎政策思路開始萌芽。中國的情形與他國有別。在本世紀初形成的「一行三會」分業監管格局下，「三會」監管政策側重微觀審慎，央行貨幣政策側重物價穩定和經濟增長，兼顧金融穩定。由於經濟周期和金融的槓桿水準周期並不總是步調一致，貨幣政策發力便難免左支右絀。孤立地看，「三會」的微觀審慎監管政策也許都有各自的合理性，但是，疊加之後就可能導致「合成謬誤」，助燃金融風險。當前金融體系槓桿率高企，根由固然在於實體經濟結構性矛盾，不過，前幾年貨幣環境相對寬鬆，各監管部門為壯大分管行業而持一定放任態度，恐怕也難辭其咎。
實現穩增長、防風險雙重目標
近來的嚴監管可謂「亡羊補牢」之舉，但是，在短期內集中出手，難免對金融機構產生共振衝擊，金融市場出現應激反應，自在情理之中。避免嚴監管和緊貨幣過度疊加，才能實現穩增長、防風險雙重目標。在策略上，央行需要密切關注金融體系去槓桿過程中，市場資金利率上揚對企業發債和貸款等實體經濟融資成本的影響，並使貨幣供給滿足宏觀經濟增長之需；同時，通過MPA考核，加強對銀行行為的約束，使銀行廣義信貸增速與自身的資本水準相匹配。
應該承認，「雙支柱」金融調控框架在中國尚屬新生，宏觀審慎管理的研究和探索時間較短，MPA體系自身也需不斷完善，實踐中應隨著宏觀調控需要和金融市場的發展，及時靈活調整。2016年初以來，央行相繼將跨境業務風險、表外理財納入MPA，部分房價上漲較快的城市還把房地產信貸調控納入了MPA考核。在過去一年多的實踐中，銀行普遍希望提高MPA體系的透明度，制定更明確的規則以使市場主體有穩定的政策預期。此外，評估指標應進一步考慮評估對象的差異性，避免「一刀切」。對這些合理呼籲，央行自當聽取。
潛在的風險隱患
鑒於非銀行金融機構與銀行資金關係密切，在條件成熟時，可將非銀機構納入宏觀審慎評估體系。目前，金融體系高槓桿的突出特點是，隨著利率市場化基本完成，存貸款息差收窄，商業銀行尤其是中小銀行的資產負債表已經重構，資產規模擴張主要來自同業及投資驅動，負債端擴張對同業存單等標準化的同業融資產品的依賴顯著上升。通過大量非銀機構通道，將資產從表內轉向表外，這不僅推高了銀行自身的槓桿率，也帶動了非銀行金融機構槓桿率的快速上升。非銀機構的負債擴張對整個金融體系流動性的影響日益重要，存在較大的潛在風險隱患，顯然，僅覆蓋銀行業的MPA已不能滿足宏觀審慎管理的需要。
「雙支柱」金融調控框架欲充分發揮作用，其實還不能忽視「第三柱」：其他監管機構負責的微觀審慎監管政策。「一行三會」監管政策出台節奏須協調配合，才能避免政策效應過度相抵消或相疊加，影響經濟平穩增長和金融體系穩定。這可能是「雙支柱」框架未來面對的最大挑戰，惟金融監管體制改革能根除。
原刊於《財新周刊》，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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