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逢中必反」的香港年輕人是如何煉成的？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簡稱教協）是一個由香港大學、中學、小學、幼稚園各級學校教師組成的工會，據說他們的會員佔了全香港教師80%以上。一個簡單的推理，1989年以後80%在香港成長的學生是受到他們影響，而教協的會員是民主派的核心力量，民主派也是每年在維多利亞公園舉行「六四」紀念大會的組織者。由於北京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六四」事件造成的鴻溝，雖然在內地已經愈來愈少人公開關注事件，但在香港，血還是不時一點一點滲出來，所以這是為什麼近年「六四」的紀念會有愈來愈多年輕人參加。

在學生教育方面還有一個令人大惑不解的事情是在2000年，特區政府教育部門將中國歷史變成不是中學生的必修科。按道理，回歸以後其中一個要務是培養年輕人對國家民族的認同感。無可置疑董建華本人是對國家民族有着豐富的感情與認同感，但不知道是否因為讓「亞洲金融危機」搞得焦頭爛額，還是他看不出問題的嚴重性，這麼重要的事情居然通過了。我的那個年代，據說香港部分中學教歷史至1840年，鴉片戰爭這樣敏感問題就不用老師傷腦筋解析，免得主管教育部門的人不高興。是不是有人自作聰明，害怕現代中國歷史牽涉到國共內戰和建國後的一大批政治運動不好評論？

中國軟實力缺失未能借傳媒在港發揮影響力

而中國軟實力的缺失更使問題複雜化。習近平在2014年曾經說「我們應該增強中國的軟實力，良好地表述中國，向世界更好地傳遞中國的資訊。」首先說香港，左派從上世紀50年代已經開始建立龐大宣傳機器，最高峰時期左派在報紙新聞媒體佔了30%的市場，那是1960年時代。後來由於多次政策的失誤，現在左派媒體在香港還有多少市場佔有率？就算是那家以香港為基地，成為全球華人新媒體的「鳳凰衛視」，在香港也沒有多少港人在看。如果想進一步了解左派如何在香港逐步失去它的話語權，香港資深傳媒工作者文灼非在1999年的香港中文大學碩士論文〈中共對香港左派報紙的控制模式〉提供了不少有價值的資訊。

客觀地說，1993年鄧小平南巡以後，20多年期間中國經濟產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人民生活水準也有大幅度提高，中國這些成就得到包括聯合國等國際組織讚揚。哈佛商學院我上過課的幾位資深教授對於中國經濟發展也是給予極高的評價。但香港年輕人通過國際與香港傳媒看到的主要還是負面資訊。習慣國內傳媒運作的內地官員與老百姓很容易就以為是有別有用心的人在抹黑。他們不明白國際通行新聞傳播理論中，新聞記者被賦予一個「看門狗」的角色，新聞工作者都討厭成為政治宣傳工具；這裏不能迴避的是很多莫名其妙的事情在內地還時有發生（下刪1000字），在客觀上在破壞中國軟實力的建立。更何況曾經在1989年到過北京採訪的國際與香港傳媒人都有不容易忘記的心結。

由「六四事件」開始年輕人對中國的疏離

在這樣的氛圍下，再加上特區行政長官是由北京指定的小圈子（內有不少財團或既得利益的代表）選舉方法產生本土因素在發酵，香港年輕人開始對中國的冷漠和疏離。他們中的極端分子不但討厭內地，連帶對「中國」的人民、文化、社會都唾棄漠視。他們更不想承認自己是中國人，更公開嘲笑所有和中國有關的東西：殘體字、劇集、唱歌比賽、中國食品、強國人……他們不單嘲笑，也完全無興趣了解這些現象背後的原因。

近年香港的年輕人嚷着要通過參政而改變命運，他們豪氣干雲地要為700萬港人決定命運。但這是一群沒有社會經驗的孩子，不讀歷史，不了解政治背後的複雜性，如何參政！這不正正是一個現代版「何不食肉糜」。

〈香港，你的明天在哪裏？〉六之四

本系列文章：

羅海雷

已故著名報人羅孚第四子，理工男，香港土生土長，小學與中學接受左派教育，英國大學土木工程專業畢業。八十年代初開始參與中國貿易的港商，1988年常駐廣州，94年開始常駐北京，近距離觀察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全歷程，過程中參與了英國政府提供給中國最大政府貸款項目，支援英國工程公司在江蘇江陰長江大橋建設項目。工作過程中，得到公司派送到英國Ashridge學院與美國哈佛商學院接受EMBA與AMP高級管理培訓，近年致力在工程建設行業價值鏈應用數位化技術。從小喜讀歷史，特別是近代中國歷史包括改革開放前香港左派活動史。香港出版的著作有《我的父親羅孚》（2011年《亞洲週刊》非小說十大好書，2012年第五屆香港書獎）。另一本寫兄長羅海星的書籍《星沉南海》對於1989年的歷史詳細描述，獲內地有關部門人員評價為近年難得一見的中肯評論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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