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違政治中立」還是「有違公職人員的底線」

前幾天看到疑為香港考評局高級職員楊穎宇的新聞。說他曾轉發一則去年4月鄭州有人穿日本軍服迎親被拘留的新聞，並發表「沒有日本侵華，哪有新中國？忘本呀！」的言論。而據說香港考評局未有正面響應事件，只強調員工在履行職務時受各項相關規則、程式、條例及政策等約束，局方會按考評局相關的員工行為守則及規定作適當跟進。當時有評論是指出這是違反公務員或公職人員政治中立的要求。

想不到在14日的香港「高考」歷史試卷中，馬上出現了一道「奇怪」的試題，「是否同意1900-45年間，日本為中國帶來的利多於弊」的說法。報道稱，涉事試題引用的資料，包括1905年出版的日本法政大學校長梅謙次郎的文章、1912年1月黃興寫給日本政客井上馨的信，以及中華民國臨時政府與三井財閥於1912年2月簽訂的一份合同。

現代歷史中，日本與中國的第一場戰爭是1894年的甲午戰爭，國際通稱第一次中日戰爭（First Sino-Japanese War）。大清和日本在朝鮮半島、遼東、山東半島及黃海等地進行的一場戰爭。最終大清帝國戰敗，並於1895年和日本簽訂《馬關條約》，並導致割讓台灣、澎湖、遼東半島予大日本帝國。

中日甲午戰爭的失敗，使中國人從睡夢中驚醒，「變法圖存」逐漸成為國人的共識。可惜1898年維新變法失敗。之後康梁就逃到日本。清政府發出通緝令，但日本政府對康梁予以庇護，不但是提供住宿，並且撥出大筆經費，讓康梁繼續宣傳活動。對於更激進要推翻大清帝國的革命家如孫中山、黃興等，日本朝野的支持更也「不遺餘力」。這些革命家在國內身份曝光後，絕大多數會選擇流亡日本。一些日本「友人」常常伸出援助之手，比如日本著名的活動家宮崎寅藏。同盟會的多次會議，比如其成立大會，就是在宮崎寅藏以及其背後的黑龍會幫助下召開的。日本朝野大力支持中國革命家有各種各樣的目的，這裏就不細說。

憑着甲午戰爭的賠款和一次大戰的契機，（這裏忽略了八國聯軍和日俄戰爭，前者也關聯到義和團，後者雖然日本勝利但沒有得到賠款）日本經濟得到不斷發展的動力。大戰後日本一躍躋身國聯五大常任理事國。日本軍隊在侵略周邊國家的過程中，逐漸形成了一個獨立於政府，直接向天皇負責的軍隊，以及後來的「軍部」。中國人都應知道1931年日本關東軍發動的九一八事件，1937年的華北駐屯軍發動的盧溝橋事變。但我們不一定知道日本國內發生在1932年五一五事件和1936年二二六事件，這些事件串聯起來就是日本軍人帶領國家一步步進入軍國主義的路線圖。日本進入軍國主義不單給中國和周邊國家人民帶來痛苦，也更使日本人民蒙受了空前未有的災難。

以上我只是很簡單描述1900-45年間發生關於日本和中國的部分大事，中間還忽略不少大事包括了南京大屠殺、日軍華北方面軍「三光政策」、1941年太平洋戰爭中對香港的進攻等一系列事件。為什麼香港歷史試卷中只引用的資料到1912年，但把結果延伸到1945年？這麼複雜的歷史，是幾段描述能夠講的清楚嗎？

從反修例事件以來，香港教育界部分人士利用他們身份，經常發表支持暴徒、暴力、仇恨警察、仇恨中國的言論、或在教材上做手腳。現在只是愈來愈變本加厲，已經到了肆無忌憚的地步。這不僅是誤導，更是漠視歷史，希望煽動更多年輕人上街。其實提出這種問題的人在正常國家都會視之為叛國。正如我以前多次說言論自由在香港是很重要的指標，但言論自由是應該有底線的。而公務員（公職人員）的底線是支持「一國兩制」，如果對「一國」沒有起碼的尊重，就不應該允許留在體制內。

我在去年10月文章就提出「香港當前三種最可惡的人」。這些宣傳暴力、仇恨警察、仇恨中國言論的公職人員，就是文章提到的第三種人，是一直煽動年輕人上街暴力抗爭的文宣，而且更荒謬的是這些文宣還在享受公職人員的高薪厚祿。特區政府為什麼不馬上對這些人「手起刀落」，還在等什麼？

有人借黑暴之機，明目張膽擴散

剛好在文章完成的晚上，我聽到老同學、「香港才子」陶傑在光明頂在討論這個事件。我與陶傑政見不完全一樣，但還是對他的「博學與藝高人膽大」評論風格還是佩服的。他提出在國外（其實他熟悉就是英國）這種Open Question的考題是沒有問題，是鼓勵學生思考的好方法。這個說法好像不無道理。但仔細一想，除了我已經提出的疑問，還有教材是否有配合。

有朋友就猜想考官大概是想看看考生能不能發揮想像力：如果當年日本控制，征服和佔領了中國，把中國變成了日本的殖民地，那麼，中國是否會像香港一樣，變成外國人的殖民地，而在日本人的殖民統治下，中國是利大於弊．還是弊多於利呢？再延伸下去，日本人的殖民統治和共產黨的統治，哪一個對中國更有利或者更有害呢？恐怕這就是考官希望看到的東西吧？

最後多說一句，眾所周知，教協是香港傳統「民主派或反對派」的主要力量，以前我認為他們是有大中華情懷的反對派，司徒華就是一例。現在有人借黑暴之機，正式由暗中操作走上明目張膽擴散。欲滅其國，必先亡其史：這是近日數宗涉及歷史的事件的本質。

原刊於《大公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羅海雷

已故著名報人羅孚第四子，理工男，香港土生土長，小學與中學接受左派教育，英國大學土木工程專業畢業。八十年代初開始參與中國貿易的港商，1988年常駐廣州，94年開始常駐北京，近距離觀察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全歷程，過程中參與了英國政府提供給中國最大政府貸款項目，支援英國工程公司在江蘇江陰長江大橋建設項目。工作過程中，得到公司派送到英國Ashridge學院與美國哈佛商學院接受EMBA與AMP高級管理培訓，近年致力在工程建設行業價值鏈應用數位化技術。從小喜讀歷史，特別是近代中國歷史包括改革開放前香港左派活動史。香港出版的著作有《我的父親羅孚》（2011年《亞洲週刊》非小說十大好書，2012年第五屆香港書獎）。另一本寫兄長羅海星的書籍《星沉南海》對於1989年的歷史詳細描述，獲內地有關部門人員評價為近年難得一見的中肯評論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