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曉惑」還是「昏迷」？「絲麻」還是「茅草」？──《文心雕龍》對諷刺文學的洞見

如上文所述，諷刺文學在先秦時期經已出現及發展，具有溝通和諷勸等正面意義。唯發展至魏晉南北朝，逐漸變質，社會上流行標奇立異和誤謬失實的諷刺文章，受到人們的追捧和仿效，更影響到士人的文風，造成諸般不良影響。

有見及此，生於魏晉時期的劉勰在《文心雕龍》一書中，特意闢有〈諧隱〉篇，系統地研究諷刺文學，予以分析和批評，及提出指引。

值得一提的是，為什麼他將諷刺文學稱之為「諧隱」呢？又如何看待呢？這裏頗具心思，反映出劉勰那超時代的胸襟和識見。

「諧隱」文體的定義和認同

「諧」者，「淺辭會俗皆悅笑也」，就是把複雜的事情說得淺白有趣，且能引發聽者的笑聲；「隱」者，「遁辭以隱意，譎譬以指事也」，是繞着彎說話，把真實意圖巧妙地隱藏在譬喻裏，讓聽者經過一番思考才能理解，近似於謎語。

如此用語，説明劉勰認爲在批評和嘲弄之際，也需要留意内涵，注重分寸，做到「謔而不虐」，而不是開口見喉，肆無忌憚的取笑辱駡。

接着，劉勰對這類來自民間，向來被認為難登大雅之堂，被主流所忽視的文體，予以肯定。原因有二，一是民眾需要以戲謔文字，來表達內心對社會和政權的看法及不滿，這裡有思想及感情上的需要；二是這類作品雖然文辭通俗，卻不乏吉光片羽，在會心一笑中引人深思，具有教化、警世、溝通、勸誡和諫諍之用，可以達到「大者性治濟身，其次弼違曉惑」的效果。

這句話相當重要，意思是「小處可解自身疑惑，大處可以振興政治，匡正錯誤」，於個人和社會都具有「啟心智、振昏聵」之用處。

在主流儒家的雅正文學觀下，劉勰的看法可謂相當突破，予以邊緣的諷刺文學恰當的肯定。但在正面評價之同時，劉勰認為「諧隱」有「本體不雅」的本質，有「易弊」之傾向，很容易流於濫用和粗俗而成為社會流弊，如此論述，為後面的批評埋下了伏線。

對漢晉時期「諧隱」文體的批評

在定義清晰及予以肯定後，劉勰就對漢晉諷刺文體予以深入分析及批評。這個時期的文風以「詆嫚媟弄」和「嘲戲調笑」為主，流於刻薄惡毒，失去了適中的界限。對此現象，劉勰予以「訛濫」的評價。「訛」就是追求詭異新巧；「濫」就是是浮靡浮誇，兩者合一，就是「標奇立異，誤謬失實」，成為魏晉諷刺文學的最大特色。

針對如此風氣，劉勰用4句話作為界分──「會義適時，頗益諷誡；空戲滑稽，德音大壞」，意思是說，「諧隱」文章一定要適應時勢，合乎道義，諷喻勸誡，益人補世，而一旦從事空洞無聊的戲謔，油腔滑調的賣弄，污辱他人的惡語，以及低俗下流的喧囂，那麼就會傷風敗俗，有害於社會。

故此，理想的諷刺文學應該是「大者興治濟身，其次弼違曉惑」，可「啟心智、振昏聵」，具有啟發人民心智，弄清真相的作用；但如果淪為言語遊戲和插科打諢，就會「回互其辭，使昏迷也」，誤導人民，令他們陷於迷失而不自知的狀態。

提出標準和建議

劉勰認為，優秀的文學作品應該是「誇而有節，飾而不誣」，可以誇張但要有節制，可以潤飾但不可違背事實；而且要「酌奇而不失其真，玩華而不墜其實」，保持真切純正的内涵，而不只是着重內容奇巧和辭藻華麗。只有把「真」與「奇」、「實」與「華」互相結合，做到「奇正相參，華實並茂」，如此才是有益社會，裨益人心的優秀文章。

最後，他提出3項諷刺文學的標準。第一，諧隱文體可以使人悅，卻不以取悅他人為目的；第二，詼諧滑稽是語言上的特點，但內涵必須嚴肅認真，不能作假，蠱惑人心，即「辭雖傾回，意歸義正」；第三，諧與隱互為表裏，看似滑稽的表達方式，必有深刻的寓意和寄託，而不該徒留歡謔，恣意妄為。

「諧隱」文體的學術地位

在〈諧隱〉篇末，劉勰為諷刺文體的學術地位作了重要總結。他說：「古之嘲隱，振危釋憊，雖有絲麻，無棄菅蒯」，用「絲麻」和「菅蒯」來比喻經典文學與諷刺文學，認為諷刺文學（菅蒯，即茅草）雖然沒有經典文體（絲麻）的地位和成就，但也有其存在價值。與此同時，他亦清醒地指出諷刺文學在文學地位上，乃屬末端，即「文辭之有諧隱，譬九流之有小說」，並非主流。

總體來説，劉勰肯定了諷刺文學的價值，也敏銳地察覺了其容易流於「標奇立異，誤謬失實」的傾向。故此，他在分析和建議之際，再三重申這類文學只能處於次要和補充的地位，不能本末倒置。而以促進了解和溝通為主的經典文學體裁，才是文學之核心和磐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