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曹仁超先生共事超過20年，在周四（2月25日）下午，收到舊同事傳來的短訊：「曹Sir過身了」，嚇一跳，一陣莫名的傷感隨之而起，腦中「重播」着一段又一段大家在「吹水」時的情景。
農曆長假前，有些舊同事說計劃去探曹Sir，我因為事忙，說去不了，事後打聽曹Sir的情況，知道他精神不俗，還不時見見朋友；照片中的曹Sir瘦了幾圈，戴着冷帽，雖有些病容，但神情輕鬆。突如其來的死訊，特別令我難過。
我在1986年加入《信報》，當時辦公室在北角工業大廈四樓，地方不大，我當時任月刊編輯，幾個同事在一個小房間內工作，其餘編輯部同事則坐在外面的大堂，桌子一張緊貼一張，雖然有些擠逼，但大家傾偈方便，氣氛很好；曹Sir沒有房，坐的位置卻有矮板圍出一個「類房間」，我們笑稱是大牌檔。報館工作雖然忙，曹先生的工作是每天寫一篇長長的「投資者日記」，十分吃力，但他總是「坐唔定」，經常四處遊走撩同事傾偈，股市、政治、八卦新聞、月旦人事，無所不談。
曹先生的「問題」，是非常長氣，話匣一打開就停不了，站着傾啊傾，隨時一個小時以上很平常。有些新同事未習慣，不好意思打斷曹Sir的談興，常常進退兩難，有時要老編催促才敢返回座位開工。
有些同事為怕「傾唔停」，會故意「扮忙」，避開曹Sir的眼光。後來我想了個辦法，跟同事先打好招呼，如果跟曹Sir傾了超過15分鐘，就打手機給他，為其解圍。我總覺得，曹先生喜歡滔滔不絕，有說不完的話題，正是天生做新聞寫專欄的好人才。
寫作的人都明白，動筆比動口要辛苦得多，講嘢可以大大概概，對方都會明白，但寫文章資料要準、遣詞用字要小心，因為文章可以看完再看，很容易會被抓出錯處。「投資者日記」每篇動輒幾千字，早年是一周出報七天，日日寫從不間斷，絕對是一件苦差。曹先生背部有一處微微凸起，應是長年執筆但坐姿不正確所致。他也向我說過，揸筆的手指頭起了厚厚的繭，也是長年筆耕的後遺症。
「投資者日記」篇幅很長，曹先生由早上返工，通常寫到傍晚交稿；他不打字，交稿時稿紙一張黏着一張，長長的仿如收發電報。寫一篇長稿不難，但每天寫一篇長稿則絕不容易，要言之有物，不能人云亦云，作者必需多讀、多想，這方面曹先生是好榜樣。那個年頭（80年代初）電腦還未普及，曹先生的桌上都堆着一叠又一叠的證券行報告、雜誌、書籍等等，每天要讀一大堆資料，過濾、分析再發而為文，令「投資者日記」仿如每天投資市場的一份簡報，中間再加些人生哲理、投資格言，讀起來份外津津有味，比起那些死板的證券分析報告有吸引力得多。
老一代的報人能寫得出好文章的，都是多讀、多聽，不拘一格，但又有自己的見解，曹先生的格言如「退潮時就知邊個冇着褲」、「有智慧不如趁勢」等等，其實都有出處。曹先生的文字生鬼，夾雜書面語和廣東話，屬於「三及第式文章」，別創一種風格，不同於流水賬般的股評。
我在月刊做了一年多，調到採訪部，有更多機會跟曹先生吹水，有時一傾就個多小時，但不以為累。他思維敏捷，很擅於以市井語言講沉悶的道理，是天生做媒體的能手。當時大家談得最多的話題是樓市、聯繫滙率，到後來八萬五房策、政府入市打大鱷等，談得興高采烈，我不時會加句「砌政府啦」，以為說說笑，但讀他在「日記」中評這些議題時果然火力十足，「日記」的內容也從最初主要談股市投資，到後來夾雜些時評議論，令內容更加豐富。
不論股評和時評，最重要是一針見血；曹先生有過去《信報》那種不賣賬的作風，文章針針入肉，絕不會故作中立、各打五十大板。記得他經常說，睇市一係啱一係錯，冇得含含糊糊，唔好怕講錯而左閃右避。我是後輩，當時聽了深受啟發。
隨着曹先生的粉絲愈來愈多，他開始由默默筆耕轉向現身說法，參加講座論壇，也同樣大受歡迎，不減其鬼馬風趣的特色。記得跟他說過：什麼時候回大陸搞講座，租一個可容萬人的講堂，「咁就勁啦」！結果，曹先生做到了，他在大陸同樣有不少粉絲，儘管他説的普通話跟廣東話很相近，但無礙跟內地股民溝通。
曹先生決定停筆不再寫「日記」之後，我和幾個同事商量過找誰頂替。我的意見是：要找一個人去頂是不可能的了，這個世代，資訊爆炸，財經消息唾手可得，對評論文章要求愈來愈高，一篇長長的投資者日記，應該有一個團隊支援才能保持水準。曹仁超年代的「投資者日記」，是不可能再複製的了。
我離開報館之後，已很少跟曹Sir見面，在我的印象中，他仍然是那個胖胖的、笑起來矇着眼的模樣；我相信在天堂的曹仁超，會繼續拉着他的老友吹水，會繼續為他的粉絲分析股票，會繼續過着很開心的日子。
安息吧，曹Sir。
2016年2月28日
（封面：檔案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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