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關錦鵬導演,你會聯想到什麼電影?是《胭脂扣》,抑或是《阮玲玉》?
多年沒看過他的電影,2019年香港國際電影節放映的《八個女人一台戲》,我錯過了,一直未見公映……
幾個月前,在邱剛健的新書發布會上,遇上了關導演,跟他攀談起來,我們交換了電話號碼,預算稍後再約他做專訪。
由於被選為2021年香港國際電影節「焦點影人」,這幾個月,關錦鵬忙得不可開交。從4月1日起,電影節放映他執導的13部作品。他要出席不少活動,演講、座談……加上香港城市大學的教學工作,焉能不忙?
然後,至5月下旬,高先電影院舉辦「關錦鵬修復經典電影巡禮」,《地下情》、《胭脂扣》、《阮玲玉》和《藍宇》重現銀幕,幾度加場,仍一票難求。
他要出席多場的演後座談……直到最近,他終於可以抽空接受訪問。
我們坐在大坑浣紗街的Cafe on the Corner,好好地聊了幾個小時。
少年時代的戲緣
小時候的關錦鵬,住在東京街,就在「新舞台」附近,他的家跟這間戲院,只相隔一條後巷,近水樓台先得月!
「媽媽是家庭主婦,喜歡看粵劇,也喜歡看電影,經常帶我們去看粵語長片。她看了很多南紅、江雪、嘉玲、謝賢等主演的電影,看粵劇當然比較少,因為票價很貴。」母親喜歡任白,最愛看「仙鳳鳴」。
「我覺得『睇大戲』,對我的感染力比較大,舞台上的演出,『查篤撐』……有聲有色,多震撼!」
至於父親,卻帶他去看西片,例如到旺角麗斯戲院看《仙樂飄飄處處聞》,到樂聲戲院去看《賓虛》,「原來電影可以是這樣的!」他驚嘆。
「媽媽卻嫌這些西片『嘈喧巴閉』,其實,『大戲』何嘗不嘈?這大概是個人喜好的問題。」他笑着說。
「我看電影主要有三間戲院,在新舞台戲院看公餘場,看陳寶珠、蕭芳芳的電影,偶然放映西片,我也會看;然後是黃金戲院,主要看邵氏的國語片,張徹的電影。此外,還有北河戲院,不過,比較少去。」少年時代的關錦鵬,通常一個人去看電影。
12、13歲時,他開始迷上張徹的陽剛電影,寫的是男性之間的兄弟情誼,「王羽,狄龍、姜大衛、羅烈……為兄弟,兩肋插刀、赴湯蹈火、至死不渝。我在張徹一系列的電影中,找到了自己的identity。」
父親離世時,關錦鵬只有14歲,「身為長子,我沒有因此而中途輟學。」母親承擔起家庭的重責,妹妹放棄求學,進入社會工作,供他讀書。他也替人家補習,幫補家計。
在成長過程中,他看見了女性的獨立、勇敢與承擔,「女性那股內在的頑強生命力,比男人更強大。」這種觀念深深影響了他日後的創作。
從小學到中學,關錦鵬一直在培正念書。培正的「紅藍劇社」,在學界很有名,栽培了不少人,例如早期的鍾景輝先生,後來的王晶和黃杏秀,亦曾參加過劇社。
「中五那年,因為會考的關係,暑假特別長。王晶排巴金的《家》,找我演戲分最少的二哥覺民。由排戲、演出,到做道具、布景,都很有趣。我發覺自己喜歡演戲,而不只是喜歡看戲。」關錦鵬淡淡道出,他如何與戲劇結緣。
從台前走到幕後
1976年,關錦鵬讀完中六時,他和同學也去報考第五期的無綫藝員訓練班,與此同時,他也考上了浸會學院的傳理系。
他日間在浸會,晚上則跑到無綫上課,「當時的訓練班不是全日制,晚上三個小時的課,為期一年,學習表演理論,最後三個月是實習。讀訓練班的時候,我的成績很好,考第一名。」
當時余允抗拍電視單元劇《年青人:這個暑假》(1977)找他當場記,還演了個小角色。後來麥繼安為香港電台拍《屋簷下:我的告別》(1978)找他當主角,「播出之後,我看了自己的演出,覺得不夠上鏡,從此就打消了演戲的念頭。」
周梁淑怡建議他轉到幕後,加入菲林組工作,由場記做起。
「其實我考入訓練班之前,已看過非林組的製作,例如《奇趣錄》和《CID》等,亦有留意到譚家明、許鞍華等人名字。他們拍的電視劇,與邵氏、嘉禾所拍的電影已大大不同。」
結果,關錦鵬沒有讀完浸會的課程,就進了電視台工作,「我有跟過余允抗、譚家明、嚴浩,卻沒有跟過許鞍華。」
在菲林組做場記,他邊學邊做,種種的訓練,對他後來做副導演大有幫助。
在浸會時,關錦鵬已開始看小津安二郎的電影,第一部是《東京物語》(1953),然後看溝口健二……加入菲林組後,就去電影文化中心看經典名片,如第昔加的《單車竊賊》、費里尼的《大路》等。
至1978年,嚴浩開拍電影《茄喱啡》,「他找我做場記,我就向無綫請假去幫忙。當時只要編更配合得到,是可以告假的。」
關錦鵬第一部正式做副導演的電影,是翁維銓的《行規》(1979),「他的拍法比較像拍紀錄片,令我印象很深刻。」
那時候許鞍華、余允抗等都相繼離開無綫,他也跟着離開了。
「許鞍華拍《瘋劫》時,找我做副導演,但跟余允抗的《師爸》(1980)撞期,我只好推了。後來她拍《撞到正》(1980),找我做副導演,我當然立即答應。其後,還繼續跟她合作,拍《胡越的故事》(1981)、《投奔怒海》(1982)、《傾城之戀》……」就因為這樣,他認識了編劇邱剛健。
「阿Ann對人物的處理手法,她對人物的關心,我非常喜歡。我後來拍電影,也是由人物出發……」他跟許鞍華比較接近,彼此亦師亦友。
「我是紅褲子出身,邊做邊學……做副導演時,我便專心去做,沒想過成為導演。」他毫不諱言。
當副導演的收入,比在無綫時好得多。當拍完《師爸》等四部電影的副導演後,他已經儲夠錢買樓,「後來因為拍《胭脂扣》超支,要貼錢,我才把單位賣了。」他笑着補充。
導演眼中的女性
「我做副導演的時候,珠城的梁李少霞已想找我做導演,但我拖了兩、三年,在1985年,才拍了《女人心》。」關錦鵬總是從女性的角度去看事情,第一部電影已是如此。
黎傑先為他寫了劇本的第一稿,處理完分場後,他再交給邱剛健修改。
「我找邱剛健寫劇本,全都由人物出發,他也很願意幫我。他對這個劇本作了很大的改動,黎傑也很佩服他。」
《女人心》票房不錯,所以他們繼續合作,很快就創作了《地下情》(1986)的劇本,藉着一宗離奇命案,呈現現代男女的愛情浪擲、青春虛度……
「邱剛健曾經說過,他跟我合作的劇本中,最滿意的是《地下情》,我也有同樣的感覺,對於這齣電影,有一種非常個人的感情……」關錦鵬曾提到,在自己的電影中,他最喜歡的,也是《地下情》,看過這部片子的朋友,應該明白。
「我很喜歡台灣導演侯孝賢、楊德昌,尤其是後者。看完《青梅竹馬》後,我已經看中蔡琴,也很喜歡她的歌,劇本是根據蔡琴而寫的,為她度身訂造……」他跑到台灣找蔡琴,第一次跟楊導演見面。
拍完這齣電影後,在陳自強的邀請下,他進了威禾,接拍《胭脂扣》,請邱剛健改寫劇本。「跟邱剛健合作,很多時候是可以拿着完整劇本開工,《胭脂扣》如是、《阮玲玉》也如是。」他接着說。
《胭脂扣》(1987)叫好叫座,除了在第24屆金馬獎取得三個獎項,還囊括了第8屆香港電影金像獎多項大獎,包括最佳電影獎、最佳女主角獎,以及最佳導演獎等。而在香港的票房,也有1800萬之多,成了關錦鵬最賣座的電影。
戲裏戲外,都是故事。據說當年,梅艷芳覺得張國榮,是飾演「十二少」最為合適的人選。為了向新藝城借出旗下的張國榮,於是去為新藝城接拍《開心勿語》,作為交換條件。就因為《胭脂扣》,關錦鵬和梅艷芳,自此成為深交。
豈料戲拍完後,他收到風聲,說成龍不滿意,要剪片、補拍。
關錦鵬只好撥電話給陳自強,跟他說:「公司出錢拍戲,如果要補拍,儘管補了一格,也請不要在導演欄寫上我的名字。」幸好,金馬獎出了入圍名單,《胭脂扣》有6項提名,包括最佳電影、女主角、美術、服裝設計、攝影,以及劇本。公司於是選擇按兵不動,靜觀其變。
金馬獎救了《胭脂扣》,「梅艷芳拿了最佳女主角獎,還有最佳攝影、最佳美術設計獎,電影趁勢上映,票房很好,他們才打消刪戲和補戲的念頭。」
電影在香港落畫之後,何冠昌先生曾提醒他:「關錦鵬,你不要得意忘形……」
「我怎會得意忘形,我當然明白,《胭脂扣》賺錢,不能歸功於我,而是整個團隊的合作,包括梅艷芳、張國榮這對夢幻組合,還有電影本身的議題。」
也許,胭脂扣是最多人看過的關錦鵬電影,「若論我自己最喜歡的,我會先選《地下情》、《阮玲玉》和《藍宇》,第四名才輪到《胭脂扣》。」他如是說。
其後,他外借到其他公司,跑到紐約去拍《人在紐約》(1989),藉着中港台三地的女性,移居紐約的故事,透過她們的無奈與掙扎,譜出一闕流徙海外的華人悲歌。「《胭脂扣》屢獲獎項,我承認我有點飄飄然,這影響到我之後拍《人在紐約》。即使它在金馬獎奪得八項大獎,我仍不大滿意……」關錦鵬坦然道出心聲。
觸動仙姐的心絃
關錦鵬拍完《人在紐約》後,回到香港,便接下一個特別任務,負責協助刪剪修輯任劍輝、白雪仙的經典名作《李後主》。
《李後主》由1964年開始拍攝,一拍便是四年。「對於這部電影,我實在感到驚訝,製作態度嚴謹,而且不惜工本。無論是從創作、演員,以至攝影等方面去看,那種認真的精神,都是電影人應該具備的。」
任姐於1989年11月逝世,仙姐選了《李後主》一片,安排在1990年3月首映,為「任白慈善基金會」籌募經費。
電影已有20多年歷史,為了重映,不少電影人都義務幫忙,把這齣戲重新包裝剪輯,原本是「十三本」的長片(片長約兩個小時),濃縮成為「九本」(片長一個半小時),讓電影的節奏變得明快。
「當時由張耀宗負責剪接,我變不出什麼花樣,於是請張叔平來幫手,看看碰撞出什麼……」當他看了尾場時,突然冒出了一個大膽的念頭。
關錦鵬覺得,如果在電影的結局,李後主與小周后雙雙仰藥這場戲中間,加上祝壽的喜悅鏡頭,用對剪的方法處理,不單在視覺效果上,更有現代感,而且在感情表達方面,以生死同衾的悲苦,夾雜過往歡愉的回憶,更能達到情景交融的境界。
他將這個嶄新的意念向仙姐提議,終於打動了仙姐。
「誓從今呀,同生共死,好再教魂魄化鴛鴦……」這幾句,是仙姐特別為這個新版重唱的。錄音的時候,關錦鵬對她說:「你要哭便盡情哭,唱出你對任姐的思念。」他坐在Panel後面,讓仙姐獨自一人,坐在漆黑一片的Studio中,對着畫面清唱。
「仙姐重唱那幾句祝壽歌⋯⋯她一邊唱,一邊傷心流淚⋯⋯ NG了好多好多次,唱到喉嚨也痛起來⋯⋯」大家當然也感到很心疼。
「那段對剪的回憶鏡頭,尤其是配上仙姐為祝壽一場重唱的幾句,我覺得他倆,有若戲中人;李後主與小周后戲裏戲外,感情都溶在一起了。」這場戲剪輯出來之後,效果感人至深,仙姐重看了多次,也哭了好多次。
香港上海雙城記
《阮玲玉》是關錦鵬歷來結構最複雜之作,影片透過阮玲玉的故事,同時以獨特的角度,疏離的手法,捕捉30年代上海電影的黃金時代……
「我在電影文化中心看過《神女》,印象很深刻,後來又在藝術中心看「阮玲玉回顧展」,密集地看了她多部電影。我覺得阮玲玉跟梅艷芳很相似,於是就找梅艷芳談,商量籌拍阮玲玉的故事,她也覺得很好。」於是關錦鵬就跟威禾提出,然後着手做資料蒐集。
「我做完資料蒐集後,邱剛健已忙着拍《阿嬰》,於是我找焦雄屏幫忙執筆,她對阮玲玉很感興趣,也找了很多有關阮玲玉的資料,於是回到人物傳記片的想法。焦雄屏寫完故事,邱剛健亦拍完《阿嬰》。我還是想起主角和阮玲玉對話的畫面,有點不甘心,就再找他改寫。」
電影要回上海拍攝,而當時梅艷芳不想回大陸工作,於是陣前易角,找來張曼玉主演。
邱剛健把阮玲玉的電影片段放進劇本,對照張曼玉和阮玲玉的演出,還加入了訪問孫瑜和黎莉莉的錄影片段,此外,片中穿插了關錦鵬跟張曼玉,以及其他幾位演員聊天的片段。
張曼玉演活了阮玲玉,結果奪得柏林影展最佳女演員銀熊獎。
那是1991年,電影獨特的敘事方式,很多人都不受落,「我還記得,在海運戲院首映時,片長兩個半小時,結果現場反應,是『霹靂啪喇』之聲,此起彼落……很多觀眾在中途起身離場。」因此公映時,版本剪短了。
時代畢竟不同了,在這次電影節中,香港文化中心放映的導演版,片長155分鐘,我也入場重看了。跟30年前相比,觀眾的反應完全不一樣,雖然這次放映,入場觀影的,以年輕人居多。關錦鵬對於年輕觀眾的熱烈的反應,也感到有點訝異。
編劇之中,除了跟邱剛健合作,關錦鵬還跟林奕華合作,改編張愛玲的《紅玫瑰白玫瑰》(1994)。「用字幕及打出張愛玲的文字,加上佟振保的旁白……這個嘗試,引來不少正反議論,但我覺得這樣的改編,還是成功的。」
1996年,為紀念世界電影誕生100周年,關錦鵬應英國電影協會的邀請,拍攝記錄片《男生女相》,選擇以個人的自述出發,探究華語電影的性別議題。在片中,他從「父親的缺席」說起,追溯自己對父親的回憶,並走訪張徹、吳宇森、張國榮、徐克、楊德昌、侯孝賢、李安等電影人,窺探陽剛電影中的男性情誼……再回到個人,首次公開了自己的同志身份。
關錦鵬跟魏紹恩的合作,則從《愈快樂愈墮落》(1994)開始,接着是《有時跳舞》(1999)、《藍宇》(2002)。《藍宇》改編自北京的網絡小說《北京故事》,「魏紹恩的劇本已將小說很多枝葉刪去,再加上張叔平大刀闊斧剪接……」這齣同志電影,拍出了超越性別的深情,令人低迴不已。
至2005年的《長恨歌》,則改編自王安憶的小說,由楊智深編劇。關錦鵬前後拍了三部關於上海的戲,但他說:「我是拍自己想像中的上海……只有王琦瑤留守在上海,而且和這個城市共存亡。」在《長恨歌》這個故事裏,他希望通過王琦瑤的一生,道出他對香港的一段感情。
八個女人一台戲
《長恨歌》之後,2005年到2013年期間,關錦鵬跟魏紹恩也構思過一些劇本。「例如一個關於李小龍的劇本,可惜他的遺孀和女兒不同意,戲沒拍成,很可惜。」此外,也曾有老闆找他拍三毛故事,主要在西班牙拍攝,連劇本都寫好了,結果也是不了了之。
在這段期間,他做了好幾齣電影的監製,包括新導演的作品,如趙薇的《致我們終將逝去的青春》(2013)、羅冬的《紐約紐約》(2016)、林育賢的《謊言西西里》(2016),還有吳有音的《南極絕戀》(2018)。其中以趙薇的《致青春》的最為矚目,「劇本是李檣寫的,我對他的劇本很感興趣,拍攝前我們有討論過劇本,他也很樂意聆聽意見。」
他仍記得,當年在香港出席一個紀念活動,曾有一個電影人問他:「你幫趙薇拍的嗎?咁似你嘅?」
「那套電影,每一個鏡頭都是趙薇自己拍的,她拍每一場戲,我都在現場,但只從旁觀看,從沒有幫她拍……她是個好導演,你的公司應該找她拍戲。」不溫不火的回應,很「關錦鵬」!
他接着說:「趙薇跟演員溝通,要演員交什麼戲,都很準確,她懂得用自己的方式,引導演員入戲。她沒有繼續當導演,實在有點可惜。」
2010年,關錦鵬在上海,拍了一部電影《用心跳》,講上海戲班小子的故事,參與演出的,全是年輕人,一直沒有機會正式上映。
「在內地那幾年,我有點迷失,好像找不到自己的方向。」2013年,他在北京成立工作室,主要是為了監製的工作。
2018年的年底,關錦鵬重回香港,拍了《八個女人一台戲》。「製片熊英找我拍戲,給予我頗大的自由度。我想以香港的故事作為背景,全程在香港拍攝。」
編劇魏紹恩提議,寫個有關大會堂的故事,「大會堂是在1962年建成的,我們這一代人,年輕時都在大會堂留連,看電影節、聽音樂會……它是個文化地標,更是我們成長的一部份。」
關錦鵬和魏紹恩多次合作,劇本的發展全由人物出發,「我覺得電影有趣的地方是,當你透徹地了解人物後,有些情節,就會因為人物的碰撞而展現出來。」
《八個女人一台戲》延續關錦鵬對女性處境的關注,也道出他的香港情懷。電影以大會堂為主要背景,描摹出一幅當代娛樂圈女性的眾生相,講述女人之間的勾心鬥角、爾虞我詐,進而剖析女性在情感方面自我救贖的歷程。「這齣電影,除了在2019年及今年的香港電影節放映後,至今仍未正式公映。」談及此片的映期,關錦鵬一臉的無奈。
留在香港拍電影
「我回到香港工作,已有好幾年。」2020年1月開始,關錦鵬在香港城市大學創意媒體學院任教。「1至4月教『編劇』;9至12月則開『導演』班,都是選修課,但學生的人數不少。」
面對學生授課,跟年輕人溝通,他感到很開心,「預算至少教到明年年底,一周兩節,每節三個小時。備課不容易,要花很多時間做準備工夫。」他大多採用自己的電影作為教材。
去年的「導演班」,學生要交出5-10分鐘的習作,有幾個學生拍得很出色,「有一次,我與古天樂吃飯,提及此事,請他贊助學生拍片,他二話沒說,就拿出獎金,送給前五名的學生,每人一萬元,以作鼓勵。」
他對於課程的安排,也有新的想法,「如果我繼續在城大教書。我想搞一個workshop,令到學生對這個行業的賓際情況多了解一點,甚至希望可以安排學生去做實習,親身體驗一下拍電影的滋味。」
現時,他正在為祝紫嫣首部劇情片《但願人長久》做監製,「她是個新人,第一次做導演,得到學生組的資助。寫作出身的她,自己寫劇本,寫得相當不錯。」
談到未來動向,關錦鵬透露,最近有內地投資者,找他拍《西施》,他坦言:「西施?我真的不懂拍。從第一天拍片開始,我早就想清楚了,量力而為,拍自己喜歡的也適合的電影。」
他強調,「我會留在香港,選擇拍攝以香港為題材的電影。我正在跟魏紹恩『度緊』劇本……大有大做,小有小做,不容易找到資金,便降低budget,例如用新人當演員、做攝影師……」他期待以低成本的製作方式,用另一個視點,繼續拍香港的故事。
(專訪內大部分照片,由關錦鵬先生提供,謹此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