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人」音樂與「理性」判斷──從蘇聯歌曲《喀秋莎》說起

在剛過去的北京冬奧女子冰球比賽中，美國隊與俄羅斯隊出現肢體衝突，雙方直接動手，結果4名運動員遭受處罰。中場休息時段，現場DJ為連輸兩球的俄羅斯隊播放了一首蘇聯經典歌曲《喀秋莎》，以鼓勵士氣。

看到如此畫面，我感覺複雜，想起了音樂與政治的複雜關係。

音樂背後的複雜性

音樂有許多正面作用，但如果將之與群眾行爲結合的話，（例如政治）就相當複雜，丁點也不純粹。法國哲學家阿蘭·巴迪歐（Alain Badiou）認為「音樂是當代意識形態最主要的操縱者」，「是一種能征服人心和思想的秘密武器」；而内地學者最近的新書是《槍炮或玫瑰：公共外交中的音樂》，探討在兩國外交角力中，音樂所發揮的作用。

音樂如何影響人類行爲，已是神經科學家和心理學家的研究熱點。2017 年BBC曾做過一個專輯，題目是”Why Happy Music Makes You Do Bad Things”，探討音樂如何負面地影響人類心理和行爲。

根據研究，音樂有兩大負面作用，第一，音樂會改變人的價值和道德判斷，「在現實生活中，音樂會被利用，以各種各樣的方式操控人們」，「使人們變得更順從，更具攻擊性，甚至成為一個種族主義者」；第二，音樂可以改變大腦的工作方式，使其與音樂節奏同步。例如在部落祭禮和軍隊前進中，鼓是最為重要的樂器，「鼓的節奏進入群體中每個人的大腦裏，使得他們的思考和行為暫時保持一致。」

那麽，如此會導致什麽後果呢？

一，音樂會激發羊群式的「群體思維」，「他們更容易贊同自己所屬的團體，造成『群體思維』，在這種情況下，道德判斷水凖會下降」，譬如足球隊歌時而導致球迷暴力，以及音樂對投票行爲的隱匿影響；

二，音樂可以令「非道德資訊的論述聽起來更正常、更合理」。例如二戰時納粹分子在播放政治宣傳時，以搖擺樂作爲襯托，令政治訊息更容易「入腦」和「相信」；1994年盧旺達大屠殺，音樂之陪襯讓廣播中傳遞的仇恨資訊更容易被人們接受，鼓動了暴力和屠殺；2008年，聯合國國際刑事法庭（ICTR）對胡圖族著名音樂人西蒙·比金第（Simon Bikindi）作出有罪判決，其罪行就是利用流行音樂，煽動種族仇恨和滅絕政策。

蘇聯歌曲《喀秋莎》

說回冬奧會那首蘇聯歌曲《喀秋莎》，這是二戰時期蘇聯政府用來鼓勵蘇軍士氣，對抗德軍的歌曲。「十月革命」後，蘇聯當局深知音樂在政治和戰爭上的重要性，經過不斷嘗試，他們發現歌曲中那些訴諸美好家園、情人關心、簡陋小屋，以及思念故鄉等溫馨動人等歌曲元素，比起那些千篇一律的政治宣傳歌曲，更能引起人民的共鳴和感情，加強凝聚力和共識，激起對外敵（德軍）的同仇敵愾。

在此背景下，產生了後來聞名世界的《喀秋莎》。此曲描述了一位名叫喀秋莎的年輕姑娘，站在故鄉的岸邊歌唱，思念與等待遠方的愛人戰士，她的愛人則勇敢地捍衛國土邊疆，回報她的愛情。這首歌曲面世後大受歡迎，成為鼓舞蘇軍戰士的戰歌，而當時發明的一種威力強大的火箭炮，別稱也叫喀秋莎。根據記錄，蘇聯士兵是「一面高唱《喀秋莎》，一面向德国法西斯开炮」，或者「冒著槍林彈雨，向著德軍的陣地進行一次又一次的壯烈衝鋒」。

音樂背後之複雜性和影響力

以上論述絕非簡單幼稚的對錯評論，本文只想説明音樂背後的複雜，以及對人的影響。音樂本身單純，但當結合了人爲因素和客觀環境，可以更加豐富，也可以變得複雜。

就拿《喀秋莎》來説，在戰爭時期，可以鼓動人心，奮勇殺敵；在和平時期，可以是男女誦唱的浪漫歌曲；在兩國外交上，可以互通款曲，增強聯繫；在運動比賽之際，可以鼓勵士氣，但也可能影響道德判斷，產生「理所當然」和「同仇敵愾」的憤怒和仇恨，造成更嚴重的衝突。

所以說，音樂/歌曲所呈現出來感覺和效果，與其本身的關聯可以是相當之弱，甚至毫無關聯。我們的感知，雖是一切存在的依據，但又如此被周遭事物和人爲設計所左右影響，卻很少察覺，還自以爲是，美其名為「獨立思考」。

要證明這個道理一點也不難，只要將同一個畫面，配以不同性質的音樂，甚至關掉音樂，感覺和理解肯定截然不同，甚至天淵之別。如此雖然不夠激情和浪漫，但起碼可以得知自己的思維和情緒，並沒有所想的那麽「理所當然」。

無獨有偶，70年代的法蘭克福學派學者阿多諾（Theodor W.Adorno）在《音樂社會學導論》中說，記住一首流行歌曲並反覆吟誦的聽眾，「將會轉變為歌曲理想的主體」，「感覺自己加入粉絲的共同體」，但除了衝動，「並沒有改變他的孤獨狀態」。阿多諾的洞見曾因缺乏實證調查而被人詬病，但後來的無數研究補充了這個小小缺陷。

如此來説，音樂可以成爲一條無色無相的阿米巴蟲，與人們的思維結合，產生出不同景象及感覺，繼而影響大腦判斷，使之「更順從」、「更具攻擊性」、「改變思考方式」，以及「使包含了非道德資訊的論述聽起來更正常、更合理」，卻毫不自知。這也相當符合BBC的研究論述，「音樂會被利用，以各種各樣的方式操控人們」,亦應驗了阿蘭·巴迪歐（Alain Badiou）所說，「音樂是當代意識形態最主要的操縱者」，「是一種能征服人心和思想的秘密武器」。

當然，有心人該會繼續上綱上線，將國歌牽扯進去。如此現象不難解答，動輒牽扯國歌，其根本在於對自身民族認同的虛無和真空，屬於身心無所安頓的「自由」狀態。況且，根據如此邏輯，那麽每個族群都可以懷疑和解構自身國歌，但觀乎環球各國，也沒有怎麽發生過這種情況，包括作為西方代表的美英法德。BBC的文章也絲毫沒有鼓吹英國讀者去懷疑英國國歌，即使文章中選擇性或習慣性的批評了會「挑起仇恨對立」的以色列國歌。

如上所述，不由得令人擔心起人類向來自恃的理性能力。到底我們的理性是否無所不能？還是有所限度，甚至是某程度上的無能爲力？200年前的英國大政治家柏克（Edmund Burke，1729-1797）在《反思法國大革命》一書中對於人類理性進行過深入探討，很值得參考，也具有現實意義，予我們反思3年前倐然出現於香港的一首歌曲。

具體分析，請看下文。

感人音樂與理性判斷 2-1

延伸閱讀：〈理性與人性，音樂與政治──反思香港社會運動中的感人歌曲〉（5月10日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