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與「功能」

　

曾聽到前財政司曾俊華的一段精采演講，頗有所感。他提到他在八十年代初由美返港在政府任職時，於公餘之暇，喜歡看港產電影，如《英雄本色》、《省港旗兵》，及周潤發主演的《秋天的童話》等，這些影片皆充滿創意，創作者思想又靈活，所以最終能影響到全世界；他又喜歡看香港漫畫，雖然至今日本漫畫已經席捲全球，但香港「本土製造」的成品仍能保持一定的市場。這些都是創意的例子，在全球化競爭的時代，沒有創意，遲早都會被別人、別國，或別家公司迎頭趕上。我對於這些觀點深表同意，因為我個人也是這樣愛上香港文化的。

 

他又引用時任特首曾蔭權的話說：現在的香港人必須具備三大條件：專業、務實，和有承擔，否則僅是天馬行空式地不切實際，最多也只能做一個旁觀者，不能參與實際行動。我認為這句話只說對了一半。作為一個人文學者，我本來就是一個「空談」家，我的言論一向天馬行空並不務實，更不專業。甚至往往超越我的專業範圍之外，我對於香港文化既有褒揚但也有批評，是否只能算是一個旁觀者的論點？然而旁觀者清，特別是在本地居住多年的旁觀者—包括不少外國人和「expats」—他們的觀點往往較政府從外面請來的所謂「專才」更中肯、也更深入。我在香港前後已經居住七、八年，逐漸發現目前香港最大的問題反而是在觀念上不能改變，嚴守制度和程序的結果卻造成不少意料不到的問題。

 

曾俊華說得不錯，只重形式（form）而不重功能（function）就是無用，然而形式和功能之間的關係到底如何？八十年代我在芝加哥任教，每年夏天老是穿着同一件藍色汗衫，上面印着一行大字「form is function」，這是芝加哥當年的建築大師沙利文（Louis Sullivan）的名言，被所有學建築的研究生視為金科玉律。然而建築學上的所謂「形式」也千變萬化，一代和一代不同，沙利文設計的建築就注重形式，甚至有點雕飾，以香港目前的官方標準來看，這種形式就是無用，不切實際。香港的人口密度大，空間有限，所以一切以實際上的「功能」考慮為依歸，因此造成住屋建築上的「石屎森林」現象；也因此要拆掉皇后碼頭，為的是便利交通和行車的效率。這一切問題，大家有目共睹 ，任何口號和宣傳都改不了？原因無他，最終是一個觀念問題。

 

其實沙利文的說法也和廿世紀中葉西方建築學上的「現代主義」理論相仿（但也有變奏），一方面，以功能決定形式，另一方面也在形式上創造新的功能，甚至新的生活品味和價值。形式絕非空談，不重形式上的創意只會產生「石屎」！那麼，香港這個國際大都會到底需要的是什麼都市建設上的新形式？並以此建構新的「功能」？

 

 

我曾經參加三次關於建築的論壇，由「深圳、香港建築雙年展」舉辦，第一次在深圳，後兩次在香港中環的中央警署，參加的觀衆不少。在論壇中與各位建築界名家交換意見，我也獲益良多。總結經驗，覺得香港建築界和設計界最關心的問題是如何創造新的空間，並以各種有創意的空間形式來重新「織造」香港這個城市。此次香港方面的展覽主題就是「再織城市」，題目看來很抽象，像是一個天馬行空的概念，但內中的設計卻暗藏玄機，我細觀部分建築設計的模型展覽，才發現大家都是在固定的空間形式上下功夫，而且都不是憑空臆想，而在構思上處處和文化和歷史的記憶連成一體，即以主持人之一的王維仁的設計為例，就是從傳統的北京四合院原型出發，創出新式的藍圖設計，各種非高樓大厦的建築（包括嶺南大學的新校園），每一幢建築之內皆有不少可以靈活運用的空間 。我不禁想到香港的高樓大厦——包括學校和居屋——的典型模式，不必要的門太多，甚至一個小小不到800平方英尺的公寓的厨房都要裝上一道門， 而厨房本身卻小得可憐，如何顯示function？

 

科技大學的教學大樓外觀甚為壯觀，裏面都是一層層迷津，被一道道門隔了起來，我在該校客座一年，每每失落於迷津之中。試問這層出不窮的「關口」對教師學生心理的影響又如何？它似乎與「公共空間」和「人際空間」的觀念背道而馳，而且也不「科學」，更無所謂「功能」可言。昨晚偶經海港城，在天星碼頭出口處忽然被兩道玻璃門迎面攔住， 我開門進去卻感覺進到一個小玻璃監獄之中，必須先出來，拐一個小彎才可以乘電梯下來，令我大為光火。這又是一個濫用空間的實例。如此例子不勝枚舉，任何「旁觀者」都看得出來，只不過香港居民習以為常，見怪不怪。只有我常常做「天馬行空」式的臆想：這些門是否都成了「現代性」的建築牢籠，可能無形中桎梏了我們的心靈？

 

曾俊華在演講中說：香港人反應快，思想靈活，所以有競爭力。為什麼在香港都市建築上反應這麼慢？這麼不靈活？鄰國南韓的都市首爾早已面目一新了，在市長領導下把一條公路還原成運河，由此引出文化回憶並創出新的公共空間；首爾能，為什麼香港不能？香港的創意人才恐怕早已流失到內地去了。走筆至此，篇幅已盡，但問題尚未談完，看來又要寫一系列「天馬行空」的專欄文章了。 

 

原刊於《亞洲周刊》，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