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線」思維能夠挽救中共嗎？|程翔

按照過去多年來的慣例，每年1月，是中國省市一級地方的「兩會」季，開完地方「兩會」後，就再在3月份召開全國級的「兩會」。但是今年1月初，地方「兩會」被告知其會期要避開1月20日下午至25日上午這個時段。這個緊急下發的通知，使人們猜測應該是要為「四中全會」（這個會本身已經延誤多時）讓路，否則，其他事情不致讓地方「兩會」改變會期。但是結果卻並非召開四中全會，而是召開一個題目非常冗長（共28個字）的會議：「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堅持底線思維着力防範化解重大風險專題研討班」會議，從會議的名稱以及它使到各地方「兩會」讓路的情況看，可以看出中共意識到自己面臨的「重大風險」有多麼重大，「防範和化解」有多麼緊急。

習近平在開班儀式上的講話所承認，中國現在面臨着「政治、意識形態、經濟、科技、社會、外部環境、黨的建設等領域重大風險」，以及「波譎雲詭的國際形勢、複雜敏感的周邊環境」。他提出以「底線思維」去防範和化解諸多重大風險，去應對「難以想像的驚濤駭浪」。

習近平這會議中提出既要警惕「黑天鵝事件」，也要防範「灰犀牛事件」。所謂「黑天鵝事件」是指概率不大且極不可能發生，實際上卻又發生的事件，例如中美貿易戰與科技戰對中國帶來的衝擊就是過去沒想到的，卻突如其來地發生了。「灰犀牛事件」則是指概率極大且影響巨大，大家都知道以致人們習以為常、不以為意的潛在危機，例如房地產泡沫化、貨幣貶值、資金外流等帶來的風險動盪以及銀行不良資產增加。

為期4日的研討班結束時，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滬寧在24日發表總結講話，要求全體學員「堅持底線」和增強「兩個維護」自覺性，為「最壞的情況」做好準備。

為什麼要召開一個以「底線」命名的研討會，它強調的是什麼「底線」？要堅持什麼樣的「底線」才能夠「防範化解重大風險」？而習近平所要防範和化解的「重大風險」又指什麼？王岐山所擔心的「最壞的情況」又會是怎麼樣壞？筆者逐一分析。

中共處於一個危險脆弱的處境

首先，為什麼中共會處於這個風雨欲來的狀態？筆者上月在本欄中撰文〈風聲鶴淚又逢「九」〉一文中，指出今年對中共來說是充滿噩夢的一年，原因有三：一是所謂「逢九必亂」的魔咒；二是關於專制政權不能超越70年大限的預期；三是五四運動100周年，六四事件30周年，它們分別是中國人民追求民主100年的紀念日以及當局殘暴鎮壓民主運動30周年的紀念。這三者可以說是屬於潛在的「灰犀牛事件」，而中美關係的轉趨惡化，則很可能誘發政局突變的「黑天鵝」事件。從習近平和王岐山對局勢的描述，可以看到中共是處於一個十分危險脆弱的處境。

其次，所謂的「底線」是指什麼？就是中共執政地位不能改、中共建立的一黨專政的制度不能變。這種思維已經通過宣傳在政治、軍事、外交、內部安全各個系統牢固地建立起來。

其三，這條「底線」遭到什麼威脅呢？對習近平和所有共產黨人來說，最大的威脅就是「顏色革命」。對此，1月17日召開的全國公安廳局長會議就講得很清楚：公安部部長趙克志在會上強調，中共公安機關要舉全警之力，防範抵禦「顏色革命」，保障中共「政權安全、制度安全」等。他要求，「要以防範抵禦『顏色革命』為重點，堅決打好政治安全保衞仗。堅決捍衞以政權安全、制度安全為核心的國家政治安全，堅決捍衞中國共產黨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他這番話清楚地表明中共的底線就是中共的執政地位和一黨專政的制度，而這條底線正面臨着顏色革命的威脅。

其四，堅持「底線」（即中共執政地位及「一黨專政」）就能夠化解危機嗎？恰恰相反，中共自身及一黨專政制度正是導致危機的原因，習近平上台以來這七年，在國內導致民憤四起，據人權觀察1月17日發布的2019《世界人權報告》表示，北京當局修憲濫權，鎮壓藏人、維族人，逼害宗教自由，是人權倒退最多的政權之一。習近平上台以來這七年的人權狀況已經達到了「六四」大屠殺以來的最嚴重程度。在國外則因為強調要「貢獻中國的智慧」引發西方國家的另類排華情緒。這種情況，令內地線民慨歎說：「2019年將是過去10年最差的一年，也將是未來10年最好的一年」。這句話的前一半是對過去歷史的總結，後一半是對未來的預測。從這句話就可以看出，人們對中共繼續執政及繼續推行一黨專政並沒有好的預期，所以說，習近平的「底線」恰恰是造成問題的原因。這樣，愈堅持他的「底線」，中國的危機就愈加深刻，日子愈不好過。

其五，中共守「底線」的手段，強調要「敢於鬥爭」。習近平在上述會議的發言中，多次提到「鬥爭」的必要性。例如他在最後一段話短短100個字內，連續提出八個「鬥爭」的詞匯：

防範化解重大風險，需要有充沛頑強的鬥爭精神。領導幹部要敢於擔當、敢於鬥爭，保持鬥爭精神、增強鬥爭本領，年輕幹部要到重大鬥爭中去真刀真槍幹。各級領導班子和領導幹部要加強鬥爭歷練，增強鬥爭本領，永葆鬥爭精神，以『踏平坎坷成大道，鬥罷艱險又出發』的頑強意志，應對好每一場重大風險挑戰，切實把改革發展穩定各項工作做實做好。

但問題是，中國覺醒了的人們已經不怕「被鬥」了，例如新春伊始，中國百位知名的知識分子發表了「改革開放」40周年感言，指出「改革已死」。這上百位公知公開質疑，中共是「假改革」，所謂的「改革開放」已經成了中共掠奪斂財的手段。而北大教授鄭也夫說得更直接，「今後中國共產黨的領袖所能做的唯一可望載入史冊的大事情，就是引領這個黨體面的淡出歷史舞台」。這位體制內的學者表示，中共給中國人民帶來了太多苦難，「完全喪失了」自我糾錯機制，是時候該退出了。他強調：「統治者的任性是我們慣的」。正所謂：民不畏「鬥」，奈何以「鬥」懼之？

中共實際上的虛懾本質，從召開這個題目冗長的會議可見一斑。

原刊於《信報》論壇，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程翔

1973年畢業於香港大學經濟系，1974年加入親中報章《文匯報》工作，曾出任該報駐北京辦事處主任、副總編。1989年六四事件後為抗議天安門屠殺，與其他40多名同事一起辭職；創辦《當代》周刊（後改月刊），專門報導分析中國問題。1996年出任新加坡《海峽時報》中國首席特派員，2009年退休。他在2005年曾因為質疑中共簽署中俄新邊界條約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導致實質放棄大片土地而被中共拘捕，並以間諜罪名治罪，判囚5年。後經過香港以及國際社會大力營救，終於在服刑3年後於2008年獲釋。其著作有：《邊陲萬裏行》、《天安門的反思》、Will Taiwan Break Away: The Rise of Taiwanese Nationalism、Handbook on China's Accession to the WTO and its Impacts、《漫漫愛國路》、《千日無悔──我的心路歷程》、《香港1967年暴動始末──解讀吳荻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