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要像個國家的樣子」

危機檢驗一切、拷問一切。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籠罩下的中國，面臨着怎樣的挑戰？儘管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做着最大的努力，疫情仍然擴散，社會恐慌因素正在成規模地快速累積。疫情也牽連着社會經濟民生生活的其他各個方面，給本來就已經不確定的未來增添了更加的不確定性。

在國際層面，愈來愈多國家的公民開始抱怨和歧視從中國來的遊客（甚至廣義上的華人），對他們的政府施加着壓力；很多國家的政府也為了自己國家公民的安全和健康，正在對來自中國的公民採取愈來愈嚴厲的旅行限制舉措。這些自然可以理解。

儘管如新加坡總理李顯龍所說，因疫情排華愚昧且不合邏輯，但反華力量的確也找到了一個絕好的機會。一些西方媒體、學者和官員對中國的批評已經大大超出了理性的範疇，而趨向於諷刺、謾罵、誣蔑和詛咒；一些人希望中國經濟倒下去，希望中國社會倒下去，希望中國倒下去。

這個時候中國怎麼辦？這裏只能借用梁啟超所使用過的一句話「國家要像個國家的樣子」來討論問題了。梁啟超說這句話當然有不同的背景，但用到今天的情況下似乎更加合適。中國需要像一個國家那樣站立着。更為重要的是，國家並非抽象，它是由一個個人所組成的共同體，是人民支撐的國家；只要每一個人都像個人的樣子，國家必然會像個國家的樣子。

事實上又是怎樣的呢？不能說高層不重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明確「把疫情防控工作作為當前最重要的工作來抓」以來，各級政府已經把疫情防控工作上升為一項不容有失的政治任務。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罕見地三次專門對疫情防控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分別針對全國、全黨、全軍作出動員和部署。這也表明領導層對形勢之嚴峻的評估。

為了動員各級政府以最大的努力來抗衡疫情，中國高層近日也印發通知，要求「把領導班子和領導幹部在疫情防控鬥爭中的實際表現，作為考察其政治素質、宗旨意識、全局觀念、駕馭能力、擔當精神的重要內容」。

中紀委國家監察委也緊跟着印發通知，要求嚴格執行紀律，對「敷衍塞責、弄虛作假、陽奉陰違等問題從嚴查處」，對「不擔當、不作為、亂作為，推諉扯皮、消極應付等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問題，嚴肅查處、推動整改；對在疫情防控工作中失職瀆職、挪用救援款物等違紀違法問題，堅決依紀依法調查處理」。在實際層面，也已經在多個省市處理了包括湖北黃岡市「一問三不知」的衛健委主任在內20多名低層官員。

當然，這種將政治性推到極致的做法，在有利於全面防禦疫情的同時，也產生着很多不利於疫情防範的負面做法。比如為不使管轄內每日公布的新增感染人數的數字增加，將輕度感染者或者因沒有床位等待者算作普通肺炎處理的事情等。一線官員也有其難處，疫情有不受主觀意志所控制的一面，如何不被問責則是一個政治判斷。不管怎樣，中國政府的體制動員能力舉世無雙，使人刮目相看，得到了國際社會的正面反應和肯定。

然而，如果深入到中國社會基層，人們所看到則是另一番景象。

疫情暴發突顯各種現象問題

歧視武漢（湖北）人現象嚴重。一方面人們為中國人在海外受歧視而抱不平，另一方面人們（無論海內外）則視武漢（湖北）同胞為「大敵」。儘管媒體呼籲人們防禦的是病毒而非武漢（湖北）人，但在恐懼面前，沒有多少人可以把這兩者科學地區分開來。

疫情擴散以來，社會上每天似乎都有莫名其妙的東西在製造着恐慌，人們搶購着一切可以搶的物資，搶口罩、搶大米、搶酒精、搶護目鏡、搶紫外線燈、搶手套、搶雙黃連口服液，似乎天很快就要塌下來了，要盡可能抓住最後一根救命稻草。

捐助物資的流通成為了大問題，一方面是各地捐助的海量物資積壓在倉庫內分不下去，或者海外捐助的物資受層層阻礙發送不到中國去；另一方面是疫情區物資短缺，得不到所需物資，醫生護士只好套着雨衣垃圾袋上崗位。而負責接受和分送捐贈物資的紅十字慈善總會總保持着沉默。湖北紅十字會更是激起了民憤，那麼重要的一個由官方支持的組織所發揮的作用，還遠遠不及一個民間人士組織（韓紅愛心慈善基金會）所發揮的作用，民怨因此而沸騰。

在官僚體系那邊，儘管如最高領導層所強調的，最大的任務就是管控疫情、打勝防疫這一仗，但實際上大家好像都在互相推卸和逃避責任，中央官僚機構推給地方，地方則推給中央官僚機構。迄今，只有武漢和湖北省政府官員承認了早期的不當行為，而還沒有其他部門承擔責任。並且人們還是不清楚，早期的「不當」到底是人為的因素還是政策體制因素所造成的。

疾控官員的行為更難以令人理解。理論上說，他們作為專業官員，應當是主角，無論是發現病毒、診斷病毒和向有關部門與社會公布病毒，都是他們的首要責任。但他們卻搶先寫文章、到國際頂尖刊物發表論文，這是為了搶先發表學術成果？還是只能到國際舞台上才能發聲？武漢八名醫生在疫情早期因為自行「散播」疫情消息而被地方當局約談，甚至遭到警告。

但即使這樣的行為也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因為通過此舉人們間接地意識到了問題的存在，疫情消息就是通過這種艱難的形式傳播出來的。人們也可以合理地假定，如果這麼大的一個由中央和地方政府疾控官員、精英大學學者群體 [僅發表在《新英格蘭醫學雜誌》（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上那篇題為《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在中國武漢的初期傳播動力學》的論文作者為45人之多]通過不同形式一起發聲，武漢（甚至湖北）地方政府能夠有那麼大的能量和能力來圍堵疫情信息嗎？

根據這一研究，去年12月中旬已經知道開始人傳人了，但官方直到1月20日才告知民眾。如果這群掌握信息的精英能夠早些告知社會，哪怕是像那八個醫生那樣冒些風險，說不定局面就完全不一樣了。

各級政府在經歷了最初階段的遲疑之後，終於投入了高度動員狀態，但可惜的是只有政府在孤軍奮戰，而沒有社會的有效參與。總體上看，社會力量包括非政府組織、宗教組織和企業家是缺位的。儘管他們中的很多也想積極投入抗禦疫情，但始終找不到好的途徑。

像新型冠狀病毒那樣大規模的疫情可以涵蓋到整個社會，沒有社會力量的參與，如果單有政府的努力，不管如何強大的政府都會顯示其弊端出來。社會力量之所以重要，就是因為它們本身就是社會。如果能夠動員社會的力量，類似家人被隔離而智障兒慘死的案例很有可能加以避免。

不僅如此，社會的正能量發揮不出來，但負能量倒是被大大釋放出來了。很多商人企業利用這個機會毫無道德底線地推銷商品，想發一把國難財。這段時間以來，對某一種藥品能夠醫治病毒的每一次炒作，無一不是商家利用民眾的恐慌心理在背後推波助瀾。一些人更是傷天害理，出售已經使用過的口罩。

凡此種種，社會普遍地表現出已經失去了人類行為的一般常識，社會很多方面充滿着反智、民粹與愚昧，而這些又導致着社會的非理性和恐慌。實際上，任何社會，比疫情本身更為可怕的是疫情所引起的大規模的社會恐慌。如果這些行為僅僅局限于一般民眾之中，倒也可以理解，但問題在於，同樣的情緒蔓延在社會各界精英中間，使得社會失去了一個堅定的中堅力量。正因為如此，儘管中國社會高度組織化，但社會內部則表現為失序狀態。

危機下的非理性行為

為什麼會造成社會的非理性，非理性的思維和非理性的行為？難道中國人就沒有智慧和理性了嗎？當然不是。擁有14億人的泱泱大國並不缺智慧和理性。理性去了哪裏？或者說，理性是如何消失的？

首先，各階層迷惑于自己的社會角色。在任何社會，任何一個人既有自己特有的角色，但同時每一個人也是這個社會的一部分，對這個社會擔負着責任。但是，這些年來，錢學群教授提到的「精緻的利已主義」普遍存在於各個階層，包括官員、商人、學者等等。他們往往忘記了自己的社會角色，只有自己的利益觀，沒有大局和社會利益觀。

如此，即使遇到了類似新型冠狀病毒那樣的疫情，他們也總能找到從中追求私利的機會。對精緻的利己主義者來說，危機就是「機會」。只要對自己有利，社會于我無關。官員瞞報信息、學者寫文章、商人乘機發財，所有這些行為在這些人眼中再合理不過了。

其次，很多政策因素也促成和強化了他們的行為。在多年反腐敗的高壓下，人們變得精緻起來，聰明起來，一些幹部的行為「收斂」起來了，天天唱讚歌，喊忠誠，好像在守護着這個體制。當然，所有這一切都是做給上級領導看的。

這些年，不少像黃岡市那位「一問三不知」的幹部被提拔，甚至進入了領導崗位。另一方面，那些真正實幹的幹部因為經常得罪他人、影響他人的利益，而被一個個告下去了。如果不發生危機，一切好像完美無缺，但一旦發生危機，就丑態百出，不僅害了自己，也害了這個社會。

更為重要的是，精英層已經失去了進步的觀念。共產黨是革命黨，是近代以來進步觀念的載體。但很多年裏，很多人已經失去了初心，沒有了「野蠻」和「文明」、「落後」與「進步」的區別。沒有了進步觀念，也就沒有了是非觀，不知道什麼是對的，什麼是錯的。這種行為在這次疫情當中表現得淋漓盡致。

例如，一些農村居民使用各種「土」辦法來阻止人員的流動，貼出了具有濃厚政治意味的口號，這可能是不得已而為之，但官方的主流媒體則拍手稱好，並把此說成是執政黨的「群眾路線」。毛澤東曾經告誡黨的幹部要走「群眾路線」，既不要當人民的大老爺，也不要當人民的尾巴。無疑，官媒認同的是徹頭徹尾的「尾巴主義」。如果抱着這樣的群眾路線觀，進步會是毫無希望。

一個嚴峻的局面是，這些年在中國體制內外盛行的「高級黑」和「低級紅」，一直扮演着科學、理性和進步的「絞殺機」。「高級黑」就是那些等着國家出問題、看好戲的那些人，而「低級紅」則是那些平時粉飾太平、遇到危機則如義和團那樣「打打殺殺」的群體。今天，社會上的智慧和理性大多都要不被「高級黑」所控，要不被低級紅所蕩滌。一旦「高級黑」和「低級紅」走到一起，它們所到之處，智慧和理性就「寸草不留」，蕩然無存。

看看今天的媒體就知道了「高級黑」和「低級紅」的厲害了。人們能夠在媒體上（無論是官媒還是自媒體）讀到什麼呢？到處蔓延着情緒、庸俗和愚昧，而不見科學、理性和進步。如果把媒體的內容結構和人們的社會行為結構之間做一學理分析，不難發現兩者之間的高度契合。儘管高層早就預警了「高級黑」和「低級紅」的危害，但這些群體不僅沒有收斂，反而變本加厲。

在危機時刻，人們總是期望超人的出現，英雄的出現。這種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把希望寄託在超人和英雄，而社會表現出集體無知和集體無能，那麼會是這個社會的最大悲劇。中國是一個超大社會，沒有任何一個超人或者英雄能夠救得了整個社會。

社會的拯救需要社會中的每一個人負起社會責任來。當每一個人對社會有擔當的時候，這個社會就是一個生命共同體。至少，如果人們不再做「高級黑」，不再做「低級紅」，社會就可以減少內耗，增進團結，最大的困難也是可以克服的。

人非聖賢，但（如果改用一下梁啟超的話來說）「人要像個人的樣子」。這個「樣子」的人是現代人，抱有科學、理性和進步觀。到了21世紀的信息社會，稍作努力，做一個現代人並不難。這樣一個現代人無疑是梁啟超所說「國家要像個國家的樣子」的社會基礎。

原刊於《聯合早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鄭永年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英國諾丁漢大學終身教授，中國問題專家。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系學士、碩士，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博士。獲取美國社會科學研究會一麥克亞瑟博士後研究基金，前往哈佛大學做博士後研究。先後出版專著十餘部，在《比較政治研究》、《政治科學季刊》和《第三世界季刊》等國際學術刊物上發表學術論文數十篇。主要從事中國內部轉型及其外部關係研究，主要興趣或研究領域為民族主義與國際關係；東亞國際和地區安全；中國的外交政策；全球化、國家轉型和社會正義；技術變革與政治轉型；社會運動與民主化；比較中央地方關係；中國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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