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與「君主」的區間──中文科《論語》教材的商榷|許志榮

文憑試中文科選定經典作品為基本教材，大致以傳統經、史、子、集的範疇及分量輕重為依據，其中半數可歸類為「經」部的篇章。選自《論語》的〈論仁、論孝、論君子〉、孟子的〈魚我所欲也〉、荀子的〈勸學〉、諸葛亮的〈出師表〉、韓愈的〈師說〉及范仲淹的〈岳陽樓記〉等，內容都涉及儒家倫理，以傳道、授業、解惑為主，學習重點並非語文技巧的鑑賞和領略。

以〈論仁、論孝、論君子〉為例（註1），很明顯是德育的軸心範文。其中作為人格典範的「君子」更是孔子學說的關鍵詞。由於課文選自《論語》，原文語境大多是孔子與弟子或時人的對話，當事人用詞的意義不言而喻，而後人讀這些語錄，因為「君子」之名有「君」字在其中，「他」的身分角色引起了不同的理解。一般的教材會作出類似的簡單說明──「君子」有時指有德者，有時指有位者，有時兼指兩者；「君子」一詞本意為當權的貴族，經歷社會不同發展階段，演變為道德人格的典範。

這種若即若離、模稜兩可的說法其實參考作用不大，不過其中耐人尋味之處，正體現了儒家學說超越政治，植根於倫理，再回過來制約政治的智慧。按照訂立課程的初衷，這亦是儒家學說的精華所在，應以弘揚道統的精神給學生開闊成長的視野。

「道統」、「政統」與「學統」之間的樞紐

「聖上」並非「聖人」，「君主」並非「君子」，這些不言而喻的道理比「白馬非馬」淺近得多。如果嚴謹地閱讀文本，可以肯定孔子所說的君子，絕對不是現實上位居至尊的君主。孔子以不同的重點闡述君子之道，意在啟發性情各異的弟子踐行淑世的使命，下學而上達，撥亂反正，成就治國、平天下的人間事業。君子的社會角色一方面是政權的輔弼者，另一方面卻超越政治權力，對它有所規範，有所制衡，或以春秋之筆有所批判，或以君子之怒有所懲罰（註2）。君主是實體政權的代理人，而好學不倦，有智謀（知），有修養（仁），有擔當（勇）的知識份子則是公權力的代議士或介入政壇的執行者，所以有資格像孟子那樣「說大人則藐之」（註3）。

至於曾子說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中的「士」，亦從政治角色蛻變為倫理角色──「『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士君子」一詞2000年來隨着儒家成為國教而通行於世。至於呂坤《呻吟語》所批評的「士君子碌碌一生，百事無成」（註4），只是針對其中無心踐行使命者的諷刺。

君子的文化角色

〈論仁、論孝、論君子〉的啟發涵蓋倫理和政治兩個範疇，前者為本，後者為末，並以內省和學習貫通其間，隱約透現「以德治國」的政治倫理觀。雖然現代社會對公權力的熱切關注遠非傳統社會所及，不過課文選輯的語錄包含了許多相關道理，如果輔以補充教材，對學生理解知識份子的角色會有深刻的啟發。

君子之道的成全以修身為本，然後齊家，治國，平天下。

君子作為道統與政統之間的連結，得志於當世則介入政壇，兼善天下，將道德倫理植入政治體制之中──「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註5）。

在道義與事功不能並存的兩難處境下，君子會棄事功而取道義，襟懷坦蕩，不憂不懼，反求諸己，獨善其身，或遁隱山林，或講學民間，移風易俗，壁立千秋。

回到中文科〈論君子〉的課文，八則語錄所觸及的都是超越社會角色的個人修養或有關境界的描述。其中雖有可議論之處，一般而言，都近乎放諸四海而皆準的人格典範，但把它套上當權者的形象卻有格格不入之感。且看──「無友不如己者」、「坦蕩蕩」、「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成人之美」、「恥其言而過其行」、「遜以出之，信以成之」、「不病人之不己知」、「求諸己，不求諸人」……與君主的角色完全不相干。

孔子講學的用心在於推廣教化，並培育才德兼備的從政者。因此解讀這些語錄只須彰顯其普及的倫理意義，或延伸所及的政治意義，不宜將「應然」的修養境界移花接木，理解為對當權者實質表現的認同，以免墮入奉承諂媚、歌功頌德的陷阱。

註釋：

1. 〈論仁、論孝、論君子〉

2. 以君子之怒有所懲罰：《孟子‧梁惠王‧下》：「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3. 說大人則藐之：《孟子‧盡心‧下》

4. 士君子碌碌一生，百事無成：呂坤《呻吟語》

5. 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杜甫〈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