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務報》如何推動戊戌維新？

編按：本文原題為〈時務報與清末維新運動的發展〉，載《新亞書院歷史系系刊》第2期（1972年），頁61─73。本社將分三篇刊出，以下為第一篇。

維新運動的發展 與報刊相關

戊戌維新的失敗，證實了溫和的改革在清末政治社會中不能夠有效地推行。不過，這一運動顯示中日甲午戰爭之後，由於慘遭敗績的刺激，以及列強侵略的加深，而誘發部分知識人士的猛省，奔走呼號，自覺地參與挽救國家民族的工作，並於思想言論上謀求中國富強的出路，在清朝200餘年異送專制統治之下，是知識人士走上公開反思想束縛的初步表現。

戊戌維新開展之際，洋務運動的弊端已暴露無遺。梁啟超批評洋務運動講求30餘年，「屢見敗衄，莫克振救」，是由於「前此之言變者，非真能變也。」所謂「補苴罅漏，彌縫蟻穴，漂搖一至，同歸死亡。」（註1）他認為純粹效法西洋技術皮毛、治枝葉不及根本，是洋務運動的弱點，遂轉而要求較全面地學習西方社會的政治制度，來改良此一腐朽的國家體制。進而指出：「國之強弱在兵，而所以強弱者不在兵。……若乃科舉、學校、官制、工藝、農事、商務等，斯乃立國之元氣，而致強之本原也。」（註2）這無疑是洋務運動的反動，但在歷史發展過程中表現出一個重大意義，因為它使近代中國的改革運動進入新的層面，故亦是前者的延續。

探討清末維新運動的發展，有一事極須注意，就是學會的組織和報刊的出版，開始與政治運動結合，而匯為推進近代中國政治改革的原動力。辛亥革命前十年間，革命會社及報章的蠭起，在一定程度上，多少受了維新運動的啟發。同時，維新人士透過學會和報刊，使新思想得以較普遍地傳播，在在啟發更多知識人士的國民觀念，無形中豐富了革命的感性知識；辛亥前革命派知識人士中，很多曾先受維新學說的影響而後入於革命，就是絕好的例證。從這角度來看，維新運動正可以說是國民革命準備時期中必然的發展階段，並且為革命運動造成一種新的形勢。

報刊的勃興，對於晚清政治思想的演變，其作用也極巨大。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在上海創辦的革命刊物《國民日日報》，至於以《時務報》、《清議報》和《新民叢報》為代表，劃分戊戌前後國民思想精神變化的進程為變法、保皇和立憲三個時期。（註3）梁啟超在1920年自謂「二十年來學子之思想，頗蒙其影響」。（註4）所指主要就是這幾份刊物的力量。

百日新政之前，維新分子的活動可分兩個方面：一是不斷上書，設法抓住光緒皇帝作為傀儡；一是向士大夫階級裏廣求同志，藉着設立學會與開辦報館，盡力宣傳其主義。（註5）這時期內，倡導維新思想的報刊，以光緒二十二年七月（1896年8月）創刊的《時務報》為主，《知新報》、《湘學新報》等繼起，有三足鼎立之稱。（註6）其中《時務報》傳播最廣、影響力最大，足以代表此一時期維新變法潮的趨向。因此，對於《時務報》創辦始末的探討及其內容的分析研究，均有助於進一步理解甲午至戊戌年間思想之遽變，以至維新運動推展的過程。

《時務報》創刊經過

《時務報》出版的前緒，不能不追溯到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初維新人士的活動，當時康有為、梁啟超師徒因會試在北京，三月間中日《馬關條約》簽署，乃聯合各省舉人，上書提出拒和、遷都、變法的主張。大臣不為代奏，但「公車之人散而歸里者，亦漸知天下大局之事。」（註7）康有為〈保國會演說辭〉：

非經甲午之役割台償款，創巨痛深，未有肯翻然而改者。至此天下志士，乃知漸漸講求，自強學會首倡之，遂有官書局、《時務報》之繼起，於是海內繽紛，爭言新法，自此舉始也。（註8）

維新派由開始便從上層社會着手，其實這是時代的局限。「當時中國政治界的潛勢力，以經生文人的士大夫階級為中心；因甲午戰敗而發生一點反省的人，也只有這個階級。」（註9）此一形勢，使戊戌維新自然杜成為一個以開明人士為代表的政治運動。

康、梁等人頗有組織學會以收攬及團結人才的計劃，（註10）但是「欲開（學）會非有報館不可，報館之議論既浸漬於人心，則風氣之成不遠矣。」（註11）既而「以士大夫不通外國政事風俗，而京師無人敢創報以開知識。」遂於6月間發刊《中外紀聞》（又名《中外公報》），由梁啟超、麥孟華等編輯。（註12）7月，康有為復發起組織強學會，梁任書記，陳熾、沈曾植、張孝謙、袁世凱等為贊助人。

其時印報，固無力量自購機器，乃向售《京報》處托用粗木版雕印，每日出紙一張，除有時轉載廣學會報刊的文字以外，「祇有論說一篇，別無記事。」不敢望有人購閱，故酬請售《京報》人隨《宮門鈔》分送諸官宅，「辦理月餘，居然每日發出三千張內外。」（註13）康有為說「朝士乃日聞所未聞，識議一變焉。」（註14）其實《中外紀聞》的重要性只在開風氣之先，尚沒有如此大的影響力。

且都內「謠諑已蠭起，送至各門者，輒怒以目。」送報人懼禍及，懸重賞亦不肯代送。（註15）反對者更欲借報事舉劾，故康氏離京南下，過江寧說張之洞。10月，上海強學會成立，列名的有黃遵憲、康有為、汪康年、屠守仁、梁鼎芬、鄒代鉤等16人；並發行《強學報》，用鉛字排印，每日出一小冊，亦不取費。一時之間，南北互相呼應，為中國人民公開發表政論之先河。

康有為因貫徹其「孔子改制」的主張，故《強學報》以孔子降生紀年，致「江寧震動」，（註16）張之洞極為不滿，怕開罪清廷，隨即停發會費及禁止發行。11月，京師強學會因御史楊崇伊的劾奏被封禁，滬會跟着解散。然而，由於有上海強學會之事，始有後來《時務報》的創辦。

《中外紀聞》是維新派最早着手的事業，亦為梁啟超投身報界的開端。強學會被封後，梁氏服器書籍皆遭沒收，「流浪於蕭寺中者數月，益感慨時局，自審捨言論外末由致力，辦報之心益切。」（註17）

「公車上書」的熱潮以及強學會的組織，其事的本身已是中國知識分子一種自覺的運動；（註18）且成為發動維新變法的前驅，掀起更具規模的改革熱誠和表現，短短幾個月間，報紙宣傳發生了相當的作用，風氣漸開，有不可抑壓之勢。京師內有志之士，復有小型的集會；在上海則「黃公度（遵憲）倡議續其餘緒，開一報館」，以梁啟超編撰《中外紀聞》時表現良好，遂「以書見招」。（註19）

先是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間汪康年（穰卿）仍在湖北，亦因甲午新敗的刺激，知國家「非變法不足以圖存，顧尚未有起而昌言者」，乃與諸同人商議創設中國公會，倉猝間未能成立。「乃議先設報館以為聲氣，求集合同人之樞紐。」（註20）次年，「比至上海與嘉應黃公度觀察相遇，談及創辦報社事，意見相同。」（註21）梁啟超在京覆書，強調此事為「中國命脈所繫」，（註22）3月間即至上海。

《時務報》創刊於光緒二十一年丙申七月初一日（1896年8月9日），由黃遵憲、汪康年、梁啟超、吳德潚、鄒殿書5人出名，用上海強學會餘款1,200日圓及黃所捐1,000元為開辦費。（註23）報採旬刊形式，逢初一日、十一日、廿一日出版，每冊20餘頁，約3萬字，用連史紙石印，頗清晰美觀，自此成為維新派的正式言論機關。

創報之初，唯望每期能銷4,000份，但數月之間已達8,000份左右，第二年即「傳播至萬二千通」。（註24）代售處達109所，遍布全國70縣市，新加坡、檳榔嶼及日本等地，亦有批發。（註25）風靡海外，極受各地新學士子的歡迎，「為中國有報以來所未有，舉國趨之，如飲狂泉。」（註26）且受到倡議新政的各省督撫之器重。

至此，我們可以得到一明確的印象：《時務報》雖創刊於強學會解散後半年，但無論在人事上、宗旨上，均有極密切的淵源。有誤以為《時務報》乃強學會所出版，（註27）蓋由於其間錯綜的關係，故不能不先述明之。

註1：梁啟超《變法通議》之2，〈論變法不知本原之害〉；《時務報》第3冊（1896年8月，台北：台灣華文書局影印本），頁1a。

註2：同上註，《時務報》第39冊（1897年9月），頁1。

註3：《國民日日報彙編》第3集社說，頁31─37，〈近四十年世風之變態〉，1904年（光緒三十年），上海：台灣中國國民黨史料編纂委員會影印本。

註4：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林志鈞編《飲冰室專集》之34（上海：中華書局，1941年），頁62。

註5： 參閱李劍農《中國近百年政治史》（上）（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69年影印本），頁179─180。

註6：見戈公振《中國報學史》（香港：太平書局，1964年），頁125。

註7： 梁啟超《戊戌政變記》，附錄1〈改革起源〉；《飲冰室專集》之1，頁113─114。

註8：引自《戊戌政變記》，頁77。

註9：《中國近百年政治史》（上），頁175。

註10：《變法通議》之13〈論學會〉：「欲振中國，在廣人才；欲廣人才，在興學會。」殆為當時維新分子一致的見解，見《時務報》第10冊，光緒二十二年十月初一日，頁2b。

註11： 梁啟超〈與〔夏〕穗卿足下書〉，光緒二十一年五月。引自丁文江編《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頁25。

註12：康有為《康南海自編年譜》（台灣文海出版社影印本），光緒二十一年五月條，頁33。

註13：梁啟超〈初歸國演說詞〉，《飲冰室文集》之29，頁2，〈鄙人對於言論界之過去及將來〉。

註14：康有為《康南海自編年譜》，光緒二十一年五月條，頁33。

註15：同註13。

註16：  《康南海自編年譜》，光緒二十一年條下，頁36。

註17：同註13。

註18：參考王德昭〈知識分子與辛亥革命〉，《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4卷第1期（1971年），頁111。

註19：梁啟超〈三十自述〉，《飲冰室文集》之11，頁17。

註20：汪詒年編《汪穰卿先生傳記》，第2卷年譜，光緒二十一年乙未條，頁4b─8b。文海影印本。

註21：同上註，光緒二十二年丙申條，頁11b─12a。「時達縣吳筱村大令（德瀟）自京謁遺南下，將至浙赴任，道經上海。……高安鄒殿書部郎（凌瀚）亦自江西至上海，諸人商榷多次，而時務報館遂成立。」

註22：同上註，附錄〈梁卓如君自北京來第二書〉。

註23：梁啟超〈創辦時務報原委記〉，未收入《飲冰室文集》，見《中國報學史》，頁135─136。

註24：《時務報》第39冊告白（1897年9月），胡思敬《戊戌履霜錄》（收入《退廬全集》，文海影印本）第2卷，則謂17,000餘份（頁2b），可能是較後時最高銷數。

註25：《時務報》第36冊（1897年8月）。

註26：梁啟超〈本館《清議報》第一百冊祝辭〉，《清議報》第100冊（1901年12月），頁4b。台北成文出版社影印本。

註27：如鄭慧英〈一百二十年來之中國雜誌〉一文即如是說，見吳相湘等編《中國近代史論叢》第1輯第7冊（台北：正中書局，1967年）。

《時務報》與戊戌維新三之一

周佳榮

廣東潮陽人，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榮休教授、近代史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新亞研究所榮譽教授。香港中文大學文學士，大阪外國語大學文憑，廣島大學文科碩士，香港大學哲學博士。以東亞史為研究範圍，對思想史、文化史尤有興趣，著有《中國歷代史學名著快讀》、《明清疑案新探：史學家的證言》、《明清小說：歷史與文學之間》、《錢穆史學導論：兩岸三地傳承》、《香港通史：遠古至清代》、《近代日本思想與文化》等，近年致力於院校內外講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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