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本文原題為〈時務報與清末維新運動的發展〉,載《新亞書院歷史系系刊》第2期(1972年),頁61─73。本社將分三篇刊出,以下為第三篇。
《時務報》開創新時代思想和風氣
《時務報》每期銷售既達萬餘份,較當時甚有影響力的《萬國公報》的銷行數字,還要超過三倍;(註1)而影響之大,殆咸過之。更重要的,《時務報》實在開創了一個新時代的思想和風氣,引起新學人士思想的急劇轉變;具體地說,它一方面促使各種學會的組織和學堂的成立,一方面推動了各地報刊的勃興。(註2)
由於《時務報》的風行,「四方新學士子喜康梁之議論新穎,群相呼應,起而組織學會討論政治問題與社會問題。」(註3)每會均出版刊物以發表意見,致使維新運動頓呈現極活躍的現象。維新派既肯定「欲救今日之中國,捨學會末由哉!」而「此風益盛,實中國剝極而復一大鍵也。」(註4)《時務報》亦每刊登各學會敘及章程,(註5)並於第38冊(光緒二十三年八月十一日,1897年9月7日)起闢「會報」一欄,「專記會中各事,每冊附一二葉,有則錄,無則闕。」(註6)無形中成為各學會活動的介紹中樞及凝聚的力量。
各地雜誌的出版也盛極一時,且以《時務報》為圭臬。光緒二十三年正月(1897年2月)在澳門出版的《知新報》,原擬定《廣時務報》,即為一例。(註7)唐才常等在長沙主編《湘學新報》(後改稱《湘學報》),又出《湘報》日刊,文字稍較淺近,「義求平實,力戒游談,以輔《時務》、《知新》、《湘學》諸報所不逮;亦以使圓臚方趾,能辨之無之人,皆易通曉。」(註8)天津方面,嚴復、夏曾佑等發行《國聞報》遙相呼應,嚴譯赫胥黎《天演論》即在該雜誌上刊登。此外有《經世報》、《新學報》、《集成報》、《萃報》、《求是報》等,汪康年又於光緒二十四年閏三月(1898年5月)另出《時務日報》,以記載中外大事、評議時政得失為主。
梁啟超在報館時,曾着手編纂《西政叢書》,光緒二十三年五月(1897年6月)在上海出版,內分史志、官制、學制、公法、農政、工政、商政、兵政入門,凡書32種,是宣傳西方政治經濟理論的重要書籍。六月,與汪康年、麥孟華等發起成立不纏足會,倡導廢除束縛婦女的封建禮俗,「未幾海內同志入會者甚眾,各處紛紛設立分會。」(註9)為中國報刊領導社會運動,促進社會改革的濫觴。
八、九月間梁氏復與康廣仁等集股創辦大同譯書局,「首譯各國變法之事,及將變未變之際一切情形之書,以備今日取法。」以東文為主,而輔以西文;以政學為主,而次以藝學。(註10)出版康有為著《孔子改制考》及《俄羅斯大彼得變政記》等書十餘種,大型著作則有《經世文新編》。之外,又與上海電報局總辦經聯珊創設女學堂,「辦理宗旨欲復三代婦學宏規,為大開民智張本;必使婦人各得其自有之權,然後風氣可開,名實相副。」(註11)凡此,都不能不說是貫徹〈變法通議〉的主張。
自梁氏入湘後,報事由汪康年主持。至光緒二十四年五月(1898年6月)康有為謀改《時務報》為官報,而以梁啟超督辦其事,乃由御史宋伯魯上奏;諭交孫家鼐核議,覆奏改以南海為督辦。(註12)時康、梁等實亦有整頓報事的職志,更欲借此壯其聲威,擴大變法維新的宣傳。
汪康年接諭,即在《國聞報》上刊載啟事,以《時務報》既奉旨改為官報,「自非草野所敢擅用刻印」,故從七月初一日(8月17日)起,謹遵「據實昌言」之諭,改為《昌言報》,延梁鼎芬為主筆,另行出版。一切體例,與《時務報》相同,翻譯諸人亦仍其舊。所持理由,則謂《時務報》款項「係由眾人集捐而成」,故「商款仍歸商辦」。(註13)所繳出者僅報刊名稱及印信而已。康、梁等遂指汪氏據而不交,由此而有報館移交問題的爭執。
梁啟超復以汪氏所刊告白自據創辦人之地位,早有攬為私產的打算;又有「延請新會梁卓如孝廉為主筆」等語,視彼若僱工,故撰〈創辦時務報原委記〉刊於《知新報》,展開筆戰。言論界多袒汪氏,亦有偏康、梁者,雙方雖各運用政治力量,但終未能解決。不久政變發生,康、梁逃海外,慈禧太后訓政,於八月十一日(9月26日)下諭,以《時務官報》「無裨治體,徒惑人心,並著即行裁撤。」(註14)《昌言報》旋亦停刊。
計《時務報》自光緒二十二年七月初一日(1896年8月9日)出版,而終止於光緒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一日(1898年8月8日),前後維持兩年,出報69冊。(註15)是戊戌政變以前,維新人士所創辦諸刊物中,為時最長的一份。
《時務報》的功效實在不可忽視
《時務報》創始,開宗明義即謂「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報館其導端也。」(註16)報刊的功能在於造成輿論,由輿論推動政治以促進變革。清末維新運動的發展,雖有其他重要的政治背景。但開通風氣,《時務報》的功效實在不可忽視。張之洞〈勸學篇〉中,有一段描述這時期的文字:
乙未以後,志士文人創開報館,廣運洋報,參以博議,始於滬上,流行於各省,內政外事學術皆有焉。雖論說純駁不一,要以擴見聞,長志氣,滌懷安之酖毒,破捫籥之瞽論。於是一孔之士,山澤之農,始知有神州;筐篋之吏,煙霧之儒,始知有時局,不可謂非有志四方之男子學問之一助也。(註17)
《時務報》的重要性,不單只開啟新思想新風氣,更領導其進一步發展,而匯成維新運的熱潮。
學會和報刊構成戊戌維新的政治基礎,促使變法的實現,同時也影響了戊戌新政的內容。舉例說,1898年京師大學堂的成立,是新政的重要成就,而「大學堂之前身為官書局,官書局之前身為強學會。」(註18)又如改《時務報》為官報,原因亦正基於其影響力的深厚,欲借此為媒介,擴大變法宣傳,使各地奉行新政。
但是,《時務報》辦理不久,主事者梁、汪之間已有意見存在,加上一班名為倡議新學、實則頑固保守的政府大員從中阻撓,大大加深了彼此的隔膜。(註19)及至變法實施,康有為等主張改報為官報,致與汪康年互相攻訐。「新黨之議論盛行,始於《時務報》;新黨之人心解體,亦始於《時務報》。」(註20)充分說出維新變法失敗的關鍵。
從整體的考察,《時務報》不失為一時代之代表,且醞釀了有自覺性的新知識群之由出現而普化,而這新知識群成了此後中國政治社會的改革的中堅。
有一事復可注意者,在《時務報》上撰寫論說、倡議維新變法諸人,如梁啟超、徐勤、麥孟華、歐榘甲、汪康年以至章炳麟等,戊戌政變後在言論界中仍居重要的地位,或集而宣揚保皇、立憲之說,或轉向鼓吹民族革命思想,對於清末政治思想的演變,一直起着領導及推動作用,而《時務報》至少是這連串演變中一個關鍵性的環節。
註1:《萬國公報》銷數在「三千六百份至四千份」間,見台北華文書局影印本第9卷第108冊(光緒二十三年),頁16。
註2:記載戊戌變法前學會和報刊的文字,有梁啟超〈強學會封禁後之學會學堂報館〉見文海影印《戊戌政變記》,中華版刪去。)及《戊戌履霜錄》〈二十一省新政表〉中所列學會、報館名稱。較有系統整理的著作:(1)《中國報學史》第4章〈民報勃興時期〉;(2)張靜廬《中國近代出版史料初編》,〈清季重要報刊目錄〉,上海群聯出版社,1954年;(3)王爾敏〈清季學會彙表〉,見王氏著《晚清政治思想史論》,台北,1969年自印本;(4)湯志鈞〈戊戌變法時的學會和報刊〉,見王氏著前引書。
註3:《中國報學史》,頁123。比較重要的學會,如長沙南學會、時務學堂、衡州任學會、北京知恥學會、蘇州蘇學會;其他如算學會、質學會、晨學會、格致會、化學會、不纏足會、蒙學會等。
註4:梁啟超〈會報敘〉,《時務報》第38冊附,會報頁1a。
註5:如第16冊〈戒纏足會敘〉,第23冊〈農會報敘〉,第25冊〈試辦不纏足會簡明章程〉、第31冊〈廣仁善堂聖學會章程〉、第33冊〈蘇學會公啟〉、第38冊〈醫學善會序〉、第40冊〈知恥學會序〉、第51冊〈南學會敘〉等,多皆出於梁啟超之手。
註6:同註4。
註7:《知新報》由康廣仁等為經理,徐勤等為主筆。光緒二十二年十月廿一日梁啟超在澳門致汪康年函,謂中含二義,一為推廣《時務涅》之意,其二乃係廣東之《時務報》。(此函過去未曾發表,首先湯志鈞書,頁267─268,註87)其報「多載京師各省近事,為《時務報》所不敢言者。」《時務報》第15冊曾刊登〈廣時務報公啟〉及第19冊〈澳門知新報出版延期告白〉,並協助其發行事宜。
註8:唐才常〈湘報序〉,見《湘報類纂》一(台灣:大通書局影印本),頁1b─2a。
註9:汪頌谷〈任公事略〉,引自丁文江編《梁年譜稿》,頁38。
註10:梁啟超〈大同譯書局敘例〉,《時務報》第42冊(1897年10月),頁4a。
註11:〈上海新設中國女學堂章程〉,《時務報》第47冊(1897年12月),頁7b。
註12:參見《康南海自編年譜》,頁56~57。湯志鈞前引文對《時務報》改為官報的緣由,引用多方面及新的資料作出解釋,不另贅言;見《戊戌變法史論叢》,頁235─240。
註13:見《中國報學史》,頁133─135。
註14:《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錄》,第427卷,頁2。華文書局影印本。
註15:華文書局影印《時務報》,自創刊號至第56冊(1898年4月),以後各冊未見。
註16:梁啟超〈論報館有益於國事〉,《時務報》第1冊,頁1a。又〈國聞報緣起〉:「《國聞報》何為而設也?曰,將以求通焉耳。夫通之道有二:一曰通上下之情,一曰通中外之故。」(同本系列文章之二的註9)同時期出版之刊物,大抵不出此宗旨。
註17:《勸學篇》外篇,閱報第6,頁16b,文海影印本。
註18:梁啟超〈初歸國演說辭〉,《文集》之29,頁39。〈蒞北京大學歡迎會演說辭〉。
註19:〈創辦時務報原委記〉謂汪康年「自命維新之人,乃亦同室操戈,落井下石」,經常誹謗攻擊黃公度、康有為等。殆非言出無據。見《中國報學史》,頁137─138。
註20:《戊戌履霜錄》第1卷,〈政變月紀〉,頁18b。
《時務報》與戊戌維新三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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