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務報》創刊與內部紛爭
梁啟超在近代中國思想史中，實居於一個新時代的啟蒙者的地位，其思想學術的價值在其開闢門徑，及其所予人的啟發和影響。… Continue reading
編按：本文原題為〈時務報與清末維新運動的發展〉，載《新亞書院歷史系系刊》第2期（1972年），頁61─73。本社將分三篇刊出，以下為第二篇。
《時務報》推動一個新思潮的流行
由《中外紀聞》到《時務報》的出版，表現了維新人士的一大進步與維新運動的迅速擴展。前者之目標僅為京師的朝士大夫，認定「變法本原，非自京師始，非自王公大臣始不可。」（註1）而後者則已將對欠擴大至全國上下的知識階層。
就質量言，《時務報》在當時社會中，足有能力推動一個新思潮的流行。其內容相當可觀，分論說、諭摺、京外近事、域外報譚等；第2冊起，域外報譯分為西文報譯、路透電音，後又增加法文、俄文、日文等報譯，佔一半以上的篇幅，（註2）外附各地學規和章程。在當時對於世界局勢進展仍然毫無所知的情況下，實在是新學人士汲取新知識的一大泉源。每期所載的一兩篇論說，為全刊精華，特別受到讀者的歡迎。
報館人選，汪康年任總理負責各種事務兼外間應酬，梁啟超為總撰述負責報中文字，因事繁不能按期執筆，延請麥孟華（孺博）為輔佐，其後則徐勤（君勉）、歐榘甲（雲樵）繼之，章炳麟（太炎）亦一度任編輯，由於跟梁氏意見不合，自行告退。（註3）章氏釋曰：「梁卓如等倡言孔教，余甚非之。時新學初興，為政論者輒以算術物理與政事並為一談。余每立異，謂技與政非一術，卓如輩本未涉此，而好援其術語以附政論，余以為科學新樣耳。」（註4）
擔任外報譯事者，英文方面先後有張坤德（少堂）、李維格（一琴）、曾廣銓（敬貽）；法文有郭家驥（秋坪），俄文有劉崇惠（荔生）、李家鏊（蘭舟），上三人均為館外譯員，不能常有譯稿，最後乃以潘彥（士裘）專任法文報譯。在報館中始終其事者，只有日文譯員古成貞吉（坦堂）一人而已。
維新人士組織學會及創辦報刊，其目的第一在介紹西方資產社會的富強，揭露中國當前局勢的危急，探討二者的原因，從而指出變法維新的必要性。第二，藉此團結朝野的知識分子，以造成改革社會國家的力量。《時務報》刊行後，對於前者的實現達到很大的成效；至於不能造成一股強大力量的緣由，自政治形勢、社會環境、維新派的內部以至報館本身，千頭萬緒，留待下文分析。
《時務報》的內容「率以變法圖強為宗旨，蓋至是而吾國始有論政之雜誌。」（註5）梁啟超〈變法通議〉在報上分期刊載，「批判新政，而救敝之法，歸於廢科舉、興學校。」（註6）議論清明，氣勢磅礡，文體新穎，而又通暢感人，故此「名重一時，士大夫愛其語言筆札之妙，爭禮之下。自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窮陬，無不知有新會梁氏者。」（註7）其初享盛名，至以康、梁並稱，實自此時期開始。（註8）梁氏之能夠成為清末民初的時代驕子及其在輿論界中的地位，不能不說與《時務報》有重要的關係。
雖然，「閱旬報者，則士大夫讀書之人為多，而下焉者或病其文字之艱深。」（註9）梁氏主編報事時，全本報章均歸其潤色及複校，「字字經目經心」，（註10）且所載各文大抵亦流暢易讀，一新時人耳目。（註11）這種文章的體裁，不但使維新思想得到較普及的傳播，亦觸發了此後的文學改革運動。歸納起來，梁氏文字的富有力量，是《時務報》受到廣泛歡迎的基本因素。
倡議新學的各省督撫大員的支持及推薦，更助長了《時務報》的風行。鄂督張之洞飭令全省官銷，並訂280份按期發給各書院，稱讚「該報識見正大，議論切要，……實為中國創始第一種有益之報。」（註12）湘撫陳寶箴購報分發全省各書院，其事札稱：
上海設有時務報館，月出三冊，論議極為明通，所譯西報，尤多關繫。其激發志意，有益於諸生者，誠非淺鮮。湘省人材蔚興，富使不媿通材，周知四國，自應廣為流布，以開風氣而擴見聞。……傳肄業諸生，得以次第傳觀，悉心推究。（註13）
有兩點應予說明：
（一）正如前文所述，《時務報》的內容受到極大的重視；
（二）湖南新政運動是參戌百日維新的前導，（註14）而《時務報》於湖南新政思想事業的開啟，無形中助了一臂之力。
《時務報》的言論
《時務報》所載論說，大率以維新救國為宗旨，篇幅雖然不多，卻最受重視。綜合各冊，梁啟超的文章最多，幾佔半數以上；汪康年、麥孟華次之，徐勤、章炳麟、歐榘甲等則僅撰數文。汪、梁是清末言論界的兩巨擘，其事業皆由是報開始，鼓吹維新思想至力；當報館開創時，負責諸人均頗年輕；汪氏37歲，梁氏只24歲而已。
維新運動的思想指導者是康有為，他是清代常州經今文學派出身，承繼龔自珍、魏源等以經術論政之遺風，衍公羊家「通三統」、「張三世」諸義為其變法維新思理論之張本。戊戌前梁啟超的思想大致不出其師的範疇。他在《時務報》上發表的言論以〈變法通議〉為代表，此外如第1冊〈論報館有益於國事〉、第6冊〈論加稅〉、第7冊〈西書提要農學說敘〉、第8冊〈西學書目表序例〉、第9冊〈論中國積弱由於防弊〉、第10冊〈古議院考〉、第26冊〈說群自序〉、第41冊〈論君政民政相嬗之理〉等等，比較有系統而詳盡地宣傳維新變法的理論，林志鈞編《飲冰室文集》之一、之二所收，絕大部分均曾在報上刊登。
在《時務報》以前，宣揚政治思想的文字，只是印成專書，流傳不夠迅速及廣泛；〈變法通議〉分期刊載報中，影響範圍較廣，且成為此一時期維新分子政治主張的代表。該文根據進化論的觀點，闡述自然界中一切事物均不斷地在變化，而人類社會中亦無一成不變的制度，由是說明不變之害及變法自強之理。全文主旨，認為「變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興，在開學校；學校之立，在變科舉；而一切要其大成，在變官制。」（註15）從而強調上述主張，為「立國之元氣，致強之本原。」
梁氏思想的大原則，乃在原有社會制度中進行逐漸的改革，是以其理想政制，即為英國式的君主立憲制度。〈古議院考〉極力歌頌西方國家議會政治的理論，認為其所以富強，主要是由於設有議院。「君權與民權合，則情易通；議法與行法分，則事易成。二者斯強矣。」（註16）復提出在中國設立議院的主張，對滿清專制政體無疑是一大打擊。他惟恐守舊分子的反對，故極力引證古聖先王所創設的制度中已具有議院的精神實質。
他雖推崇議院制度，卻認為「凡國必風氣已開，文學已盛，民智已成，乃可設議院。今日而開議院，取亂之道也。」（註17）可見其思想本質實在十分緩和。
我們不難觀察到梁氏思想的重點，在於替國家培養具有新知識、新思想的士人階級與政府官吏，而不在直接提高全體國民的知識水平；他強調中學西學並重，目的亦在求治理天下的方法。士大夫階級在當時社會中有巨大的影響力，維新分子從上層社會着手以貫徹其變法的理想，雖予後人以一可議之處，但在那環境下誠是極自然的做法。
而且，梁啟超在近代中國思想史中，實居於一個新時代的啟蒙者的地位，其思想學術的價值在其開闢門徑，及其所予人的啟發和影響。（註18）
《時務報》的變質
《時務報》刊行不久，諸人已漸有摩擦發生。〈變法通議〉抨擊清廷粃政，引起張之洞的不滿；張氏居贊助人的地位，而汪康年又嘗為其幕僚，故對報事屢加干涉。（註19）梁氏後來回憶說：
其經費則張文襄〔之洞〕與有力焉，而數月後，文襄以報中多言民權，干涉甚烈。其時鄙人之與文襄，殆如僱傭者與資本家之關係，年少氣盛，衝突愈積愈甚。（註20）
因此，梁氏遂於光緒二十三年十月（1897年11月）離開上海，前往湖南長沙擔任時務學堂總教習，報事由汪康年一人主持。梁氏復稱「脫離報館關係者數月，《時務報》雖存在，已非復前此之精神矣。」（註21）未免略有誇張，但表示出這時的《時務報》，已非康、梁等人理想中的報刊。
汪康年在《時務報》上發表的論說凡十餘篇，如第4冊〈中國自強策〉、第9冊〈論中國參用民權之利益〉、第11冊〈論今日中國當以知懼知恥為本〉、第12冊〈以愛力轉國運說〉、第13冊〈論中國求富強宜籌易行之法〉、第14冊〈商戰論〉、第47冊及52冊〈論華民宜速籌自相保護之法〉、第52冊〈論膠州被佔事〉，輯為〈時務報論說彙編〉（《汪穰卿先生遺文》第1卷）。
〈中國自強策〉力言「至今日而欲力反數千年之積弊，以求與西人相角，亦惟曰復民權、崇公理而已。……尚創作而賤安閒，尚改變而賤守常；以能開利源為能，以能創新學為優，民性必求其宣達，士氣必求其振奮。昔之不使民與國事者，今必與之共治；昔之使民安於愚弱者，今必使之極其明強。」如此則非立議院不可，其辦理之法是「使士民之明秀者，互相舉為議員，使至京入議院；而使中外大員，自三品以上，俱入上議院。議院既立，則立相以總內外之務。」（註22）
汪氏平素持論，「對於朝野上下，苦口危言，日以救亡團存之策相勸告。」（註23）他不贊成激烈的行動，認為天下大器破壤容易而建設難，故反對輕言破壞的主張。
對於民權思想，在當時他是倡議最力的人：
夫天下之權勢，出於一則弱，出於億兆則強，此理之斷斷然者。且夫群各行省之人，而使謀事則氣聚，否則散；使士商氓庶，皆得慮國之危難則民智，否則愚。然則反散為聚，反愚為智，非用民權不可。（註24）
梁啟超雖「亦時時發民權論，但微引其緒，未敢昌言。」（註25）其實他此時的民族民權觀念尚在萌芽階段，要到長沙時務學堂之後，才真正揭櫫民權革命。
梁、汪二人的論說，足以代表《時務報》的中心主旨。汪氏言論雖較迂緩，但在清末維新派中另樹一幟，與梁氏積極變法的主張不同，而影響力也不弱。
此外，麥孟華有〈民義〉，分在第26、28、30冊及第34冊刊登，如他在第21冊〈論中國宜尊君權抑民權〉、第22冊及第24冊〈論中國變法必自官制始〉、第32冊〈尊俠篇〉及第40冊〈論中國會匪宜設法安置〉等，尚缺乏有系統的論述。
章炳麟的文字，只有第18冊〈論亞洲直自為唇齒〉與第19冊〈論學會有大益於黃人亟宜保護〉兩篇。歐榘甲有〈論大地各國變法皆由民起〉、〈日本高等師範學校章程敘〉，均載第50冊。徐勤在第42、44、46、48冊連續發表〈中國除害議〉，攻擊科舉八股。梁鼎芬秉承張之洞的意思，致信汪康年，謂「徐文太悍，直詆南皮，何以聽之。」（註26）徐勤的文章還未載完，但從此就沒有繼續刊登。
註1：康有為《康南海自編年譜》，光緒二十一年五月條，頁33。
註2：英文方面，主要摘譯《倫敦東方報》、《日本西字捷報》、《上海字林西報》，此外如《美國新民報》、《英國公論報》、《太晤士報》、《美國格致報》、《倫敦中國報》、《檳榔日日報》等。法文主要為《巴黎日報》，俄文則有《俄國東方報》、《俄字報》。日文報刊種類特多，如《東京日日報》、《經濟雜誌》、《日本新報》、《大阪朝日報》、《國民新報》、《時事報》、《讀賣新報》等等。
註3：參考《汪穰卿先生傳記》第2卷，頁12b─13a。錢仲聯〈黃公度先生年譜〉光緒二十二年丙申條，引《逸經雜誌》正先所撰〈黃公度〉云：「初公度未得任公，有人介紹章太炎。公度為文章，務取暢達，不苟為夸飾，太炎好用古語及澀字。太炎托人送文來，公度謂其文不合宣傳之用，退還之，太炎大恚，由是常詈公度。」（見《人境廬詩草箋注》，頁52。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年。）實有不當處，因太炎之就任報事，時間蓋在梁啟超之後。
註4：章炳麟《太炎先生自定年譜》（香港：龍門書店重印本，1965年），光緒二十二年條，頁5─6。
註5：《汪穰卿先生傳記》第2卷，頁12a。
註6：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頁61─62。
註7：《戊戌履霜錄》第4卷，〈黨人列傳〉，頁5b。
註8：王照〈覆江翊雲兼謝丁文江書〉：「任公先在滬，每於《時務報》中代南海鼓吹，戊戌前南海已蜚聲海內，實任公文章之力也。」見《小航文存》第3卷，頁17a。文海影印本。
註9： 〈國聞報緣起〉，見《中國報學史》，頁145，附註。
註10：〈創辦時務報原委記〉，見《中國報學史》，頁137。
註11：李提摩太〈中國的維新運動〉，謂《時務報》「文章的格式，是介乎僅為少數學者所懂的古文及勞動者所能了解的俗語之間。」引自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戊戌變法》（三）（上海神州國光社，1957年），頁560。
註12：〈鄂督張飭行全省官銷時務報札〉，見《時務報》第6冊（1896年9月），頁9a。
註13：〈湘撫陳購時務報發給全省各書院札〉，見《時務報》第25冊（1897年5月），頁7。
註14：參閱王德昭〈黃遵憲與梁啟超〉一文，《新亞書院學術年刊》第11期（1969年），頁7─9。
註15：《變法通議》之2，〈論變法不知本原之害〉；《時務報》第3冊，頁2b。
註16：見《時務報》第10冊（1896年11月），頁3b。
註17：同上註，頁4b。
註18：參閱王德昭〈黎文生：梁啟超與近代中國思想〉（書評），《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1卷（1968年），頁256。
註19：梁啟超在《變法通議》3之2，〈科舉〉一文中，責倭仁反對西學是「誤人家國」（《時務報》第8冊）。第10冊〈論學會〉，謂「學會之亡起於何也？曰國朝漢學家之罪，而紀昀為之魁也。」梁鼎芬、顧印愚有信致康年，以張之洞大怒，勸其加以檢討。
註20：同註13。
註21：同上註。
註22：見《時務報》第4冊（1896年9月），頁2。
註23：《汪穰卿先生傳記》第2卷，頁13上。
註24：汪康年〈論中國參用民權之利益〉，《時務報》第9冊（1896年10月），頁4b─5a。
註25：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林志鈞編《飲冰室專集》之34，頁62。
註26：見上海歷史文獻圖書館藏〈汪穰卿先生師友手札〉，轉引自湯志鈞《戊戌變法論叢》，頁233。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
《時務報》與戊戌維新三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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