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川報告書》要求以內需作為日本經濟的推動力，並以投資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解決產能過剩問題。以內需作為日本經濟推力當然非常合邏輯，這絕不是報告書的創見，只不過是經濟現實，因為出口導向已此路不通。無法再通過在美國攻城掠地增加出口，維持經濟增長，只好退而求其次，如此而已。只是內需的增長必須抵消出口萎縮，有餘始可保經濟於不墜。當年日本要實現此一宏願在乎改變日本內需結構。這包括提升零售體系的效率與開放農產品市場。兩者都涉及利益分配層次的改革，是政治問題非是作為專家的報告撰寫人所能決定。實際，以日本當年的產能，對比日本的人口數量，內部市場比之外部市場只可以窄小形容，內需無可能填補出口的收縮。從而投資發展中國家基建以解決產能過剩問題，在當時可以說是《前川報告書》的創見與亮點。
解決產能過剩 卻存中日差異
從世界近代經濟發展史看，有出口導向成功國家的例子，日本本身就是。其他東亞的小龍小虎雁行相接。這些例子皆屬趕超策略範疇，都是相對後起的國家利用先進國家讓出的市場，通過出口以發展經濟。因為先進國家居民消費能力強。相反的例子即先進國依賴向後進國出口而成功提升經濟發展速度，乃至製造奇跡的則未之聞，不管是通過出口消費品還是資本財。《前川報告書》雖說有創見，但將日本當年龐大的過剩產能轉移到墨西哥一類發展中國家談何容易。這些發展中國家根本支付能力極有疑問。美國諸多銀行在南美有慘痛教訓。如果按照報告書真的放幾千億美元到這些國家，收回是大問題。反而日本後來投放在已有基礎的東亞乃至中國收獲相當不錯，比之報告書的提議是更好的選擇，只是沒有達到拯救後來失落四分之一世紀的日本經濟之目的。
今天中國面臨着與日本當年相類似的問題。尤其是產能過剩這一層次，只能說比日本更嚴重得多。試想只是鋼鐵行業，中國粗鋼產能最高峰時幾近十億噸。最終可能要壓縮三分之二。這可能是人類歷史上空前絕後的浪費。現在中國最迫切的問題就是如何處置這些嚴重過剩的產能。特別是在保証銀行體系安全及經濟穩定的前提下解決這一問題，這簡直是難上加難。大家知道過剩產能多由銀行借貨投資產生的，產能閉置使銀行貸款危如累卵；至於保証經濟穩定那更是政治穩定的前提，更加不可稍有差池。
一帶一路策略的提出，有明顯地緣政治的國際戰略用意，未必完全着眼經濟利益。但在經濟學者手上自然作經濟層面的剖析。因之向一帶一路沿途國家輸出產能，以配合中國去產能的當務之急，是今天一帶一路經濟學論述與說事的重點。一帶一路名單有65國之多。很多是經濟水平不高的國家。這類國家對中國的過剩產能類別相對經濟水平較高的國家自然有更大的興趣。但是中國如果向這類國家實施投資計劃，可能遇到比日本更棘手的問題：如果投資無法根本改變這類國家的經濟狀況，投資勢必打水漂一去不回。如果投資成功在這些國家移植中國式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或者叫國家主導的市場經濟。那可能是為中國製造一個競爭對手。因為這樣的成功國家必與中國有同質性。即依靠廉價勞工，低環保要求取得成功。
不管失敗還是成功，對中國而言，都是先甜後苦格局。這也是中國一直以來都不熱衷於制度輸出的苦衷。日本則不同，它當年如真的投資墨西哥，失敗當然結果與中國一樣打水漂。成功則受益多於製造競爭對手。因為日本以精湛技能為製造業之本。發展中國家怎樣成功也不會馬上有能力達到日本的水平，反而為日本的高端技術與設備帶來更廣闊的市場。這就是中日差異。
（封面圖片：Wikip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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