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氣電視劇《人民的名義》（下稱《人民》）及其原著同名小說（下稱《名義》），除了對官場的貪腐、國企改革的痛殤有深刻的描劃外，對金融現象的描繪，也別有一番味道。
大掌櫃「抓大放小」
如果說國企是當年以舉國體制支持重工業和戰略性產業的操盤手，那麽它們背後的掌櫃，便是國有銀行。故此，這個大掌櫃一直以來，瞳孔都放到大型國企的身上。
上世紀中葉以降，大陸因參照蘇聯的模式，實行計劃經濟，其實也毋需要有真正的商業銀行，國企要用錢，基本上找財政劃撥便是，故當時的人民銀行，或更早成立的中國銀行（後來納入在人行之下），其實也只是執行財政部或其他上級的指示，談不上商業信貸。情況一直維持多年，中間因各種政策、「運動」、「躍進」，才有農業銀行、建設銀行和最後的工商銀行，先後以人行內部部門的姿態誕生、然後又從母體剝離，人行最後充當中央銀行這個政策銀行的角色，而四大就成為商業銀行的標誌。
四大雖然有商業的牌子，不過商業化程度仍然較低，而因為有支持國企的使命，使國企銀行一直有幾個先天的缺陷──業務能力不強（集中做國企生意、開發有機貸款能力較低）、吸取存款能力依靠政策（憑管制低利率吸取存款、較少差異化操作） 。以至一直以來，國企銀行要面對實際或隱性壞賬高企、存戶忠誠度不高等根深蒂固的問題。
90年代國企走出前述所有制改革和上市集資之路（92年青島啤酒上市），但國有銀行卻遲遲未有跟隨。一直至10年後的2002年7月，在朱鎔基（總理）、周小川（前建行行長、時任中國證監會主席）和後來劉明康（中銀行長）的推動下，中國銀行重組以香港為主的海外優質資產作試點，成功突圍上市，打破「國企銀行不能碰」的慣例，才有後來的建行（2005）、工行（2006）、中銀（總行、2006） 和農行（2010）等巨無霸式的海外上市集資潮。
然而，上市歸上市，集資可以優化資本，說穿了也不過是降低風險，不過上市並不能改變大銀行為大型國企服務的本色，而體制內外尚有無數的小國企、民企、個體戶等，需要資金周轉，這些需求遂得另尋出路。
大廟不收、小廟卻有潛規則
自90年代末期始，在政策鬆動下，一些以城市為單位的小型商業銀行，應運而生；而自2000始，以農村為基礎的農村商業銀行亦開始出現。城農商行，顧名思義，就是有地域限制、以地區（市、鄉、縣等） 為基礎的小型銀行，它們是因應中小企業「融資難」而衍生的。而雖說城農商行起步甚遲，但因其運作貼地，至2016年為止，城農商行居然在全國總貸款額中，佔去了23%，雖比四大的53%落後，卻比包括招商、平安、光大等等股份制銀行的22%還要高。
然而，城農商行的出身，卻也注定它們有先天的弱點，如業務對象本來就是那些不受國策支持、慣打擦邊球的中小企，跟這些高危一族做生意，有時像要與虎謀皮，有時卻又難免要「黑吃黑」; 又如在吸納存款上，由於規模小的銀行本來就難以增取存戶的信心，加上存款利率由官方指定，無法以價差收納存款──一個沒有資本的銀行家，又如何做生意呢？故在融資手段上，小銀行也得別出心裁、另闢捷徑。
《人民》中便道出大風製衣廠的大股東丶私人老闆蔡成功，為了獲得京州市商業銀行的流動資金貸款，長年累月的使手段走「潛規則」，透過「返點」──在「正常利息外，還有一至兩個點的額外開支」，即「行賄費用」，打動該行上上下下、包括副行長、同時也是市委書記的夫人歐陽菁。歐因出國前一次消費，用上了蔡行賄所給的銀行卡才落網。及後，她在被盤問之際，供出城商行除了貸款中使用上述貪汚手段外，更爆出了小銀行為了吸納存款，與另一國企（京東省油公司）同流合污，處理（吸納）油公司閑置資金（多是從國有大銀行低息拆借出來、所謂「不借白不借」的資金），放貸給真正有需要貸款的企業（大風廠），然後又私下分掉高息貸款所得來的利息。
如此看，要辦大銀行不易，但經營小銀行，卻更要在刀鋒邊上舔血！
《人民》沒有說的話
《人民》雖對官場貪污、國有企業腐敗和金融亂象等有深刻的描寫，但劍指的對象，卻似乎也適當地避重就輕──它對大風製衣廠這一弱小的舊國企大筆描繪，折射對大國企漢東省油公司的相對從簡，大風廠的活龍活現，與大國企的面目模糊，相映成趣; 影像對城市農村小銀行的亂象，毫不掩飾地加以鞭撻，卻完全避開大型銀行、政策性銀行等在歷史巨變中的角色; 周氏作為作者，也是股場老手，《名義》定稿於2015年股市風暴之前，可能因此對股市中許多更誇張、更粗暴的手段，也隻字未題。
如果《人民》有第二輯，相信會考慮加入這些更刺激、更大膽的元素，只是，到時能否成功闖關，再造話題，卻也得看大氣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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