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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新豹:孫中山先生與香港

封面圖片:前香港歷史博物館總館長、香港大學榮譽院士丁新豹博士(灼見名家)
 
編按:正值孫中山誕辰150周年,前香港歷史博物館總館長、香港大學榮譽院士丁新豹博士於12月4日出席港大中史碩士同學會主辦的2016年度第五屆「香港青年史學家年獎」暨第七屆「全港中學中國歷史研習獎勵計劃」頒獎禮,並以「孫中山先生與香港」為題發表主題演講,以下為演講內容:
 
今年是我國近代革命先驅、中華民國的締造者、國父孫中山先生誕生150周年。兩岸四地均有不少活動紀念這位一代偉人。
 

為什麼要紀念孫中山先生?

 
中山先生領導的革命推翻了我國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創立了亞洲首個共和政體。他一生顛沛流離,席不暇暖。在辛亥革命前,他和他的同志策動了十次起義,均功敗垂成,但他屢敗屢起,百折不撓,終於辛亥武昌起義,推翻了腐朽無能的滿清政權;在民國成立後,孫中山只當了三個月的臨時大總統,便被迫把總統之位交與袁世凱。其後,他又繼續其流亡生涯,並策動二次革命、護法戰爭,先後三次在他熟悉的廣州建立政權,制定了建國的思想和方略,奠下了北伐統一全國的基礎。他的三民主義和建國方略,在他逝世後分別為國民黨和共產黨所繼承,經過數十年的實踐,已取得豐碩成果。

 

革命事業與香港的關係

 
首先,他的革命思想源自香港。中山先生在1923年2月20日在香港大學演講時曾明言,他的革命思想乃來自香港。查中山先生18歲從夏威夷回鄉,數月後,便轉到香港繼續求學,從拔萃書室到中央書院,完成中學階段,旋於1887年入讀剛創立的西醫書院,直至1892年畢業。前後約九年。我們知道,高中及大學時期,正是每個人思想逐漸成熟、確立未來發展方向的時候,而中山先生正好在此階段在香港求學,無論教育制度和課程的內容都與同時代在內地受教育的青年人迥然有別。
 
在中國,士子們仍埋首於儒家經籍,寒窗苦讀以求高中,在香港,中山先生接受的是中英雙語教育,故能學貫中西。在東西匯流的氛圍下,可結識外籍友人,涉獵到中外文書籍、中英文報章,視野寬廣,對於世界大局的認識,遠在國內同胞之上,也更能洞察到滿清之顢頇無能,從而促使孫先生毅然走上推翻滿清的革命道路。
 

結識志同道合師長朋友

 
孫中山先生在求學時期受洗信了基督教,並結識了區鳳墀和王煜初等思想開明、志趣相投的教會中人,不時在一起議論時政,受益匪淺。基督教教義對孫中山先生的思想影響頗深,而日後參與革命的同志,亦以基督徒為多。
 
香港是中山先生籌組首個反清革命團體——興中會的所在地。興中會的組成,以他的同窗陳少白、鄭士良,及好友楊鶴齡、尤列、左斗山、陸皓東等人為班底、加上輔仁文社的楊衢雲和謝纘泰等人。都是他在香港求學時期結識的。西醫書院的老師何啟也在興中會籌劃第一次起義——乙未起義時為起義撰寫宣言。至於西醫書院的另外兩位老師:康德黎和白文遜教授都在1896年中山先生「倫敦蒙難」時多方拯救,是孫中山的救命恩人。
 
1905年,孫中山在日本成立同盟會,未幾,便在香港成立同盟會分會,後改組為南方支部。香港會員中不少為信基督教的富商,在籌餉工作上,貢獻良多。另外,亦協助策應在鄰近地區的起義,及繼續承辦宣揚革命思想,與保皇黨所辦報章抗衡的《中國日報》。
 

香港提供的優越條件

香港是孫中山多次起義的策源地。香港具備了先天及後天的優越條件。當時香港是英國殖民地,不受清政府管治,革命黨人在此活動,相對安全;它鄰近省城,交通便捷,又有洋輪通航海外,四通八達,軍械之輸送,革命黨人之往來,允稱方便。起義失敗後,可逃港藏匿,或乘船逃亡海外。乙未首義,孫中山先生親率同志赴廣州舉事,楊衢雲留港策應。失敗後,孫逃回香港,再乘船離港開始其流亡生涯。興中會和同盟會時期的起義大多選擇在距離香港不遠的地點,如廣州、惠州、潮汕等地發動。

 

起義離不開兩廣之地

 
庚子惠州三州田起義,起義領袖鄭士良以香港為進攻及退守的基地。同盟會時期所策動的最大規模的一次起義——黃花崗起義,以黃興和趙聲為首的革命黨人也是先集中香港,然後分批北上,因風聲走漏,部分同志在廣州登岸時已被捕;起義失敗,黃、趙等人均逃回香港,黃興因指傷入雅麗氏利濟醫院治療,趙聲患上盲腸炎,失救病歿香江。但客觀而言,在南方策動起義,因相去朝廷所在的北京甚遠,震撼力有限,加上清廷早已有所防備,故成功機會不高。孫中山先生本身是廣東人,早年革命同志亦以粵籍為多,對粵港澳地區認識最深,條件所限,故起義地點離不開兩廣之地。
 
籌劃革命活動、辦報宣揚反清思想,無財不行,孫中山先生前半生顛沛流離,周遊列國,為的是籌募革命經費。興中會時期,革命經費大半由香港人所捐助。乙末首義時,經費主要來自曾任立法局議員的黃勝之子黃詠商;從庚子惠州起義後,殷商李陞之子李紀堂毀家抒難,成為革命黨經費的主要捐助者。在同盟會時期,革命黨發動了多次起義,加上中國日報陷入財困,同盟會香港分會(後改組為南方支部)會員,本地富商李煜堂、林護、伍于簪、楊西岩、余斌臣、譚肇康等不單慷慨捐輸,更肩負籌餉之責。即使在辛亥革命成功後,在廣東軍政府及其後的孫中山護法政府中,他們仍擔任籌餉的重要角色。港人熱心籌措經費,支持孫中山的革命事業,可見一斑。
 
孫中山的出身和革命事業與香港息息相關,假如中山先生當年沒有在香港求學,深受西方思想的薰陶,沒有結識一班志同道合,思想開明的師長朋友,沒有認識到香港毗鄰粵澳,四通八達的優勢,可會有日後的孫中山?可會有辛亥革命?這是值得深思的。
 
主題: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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