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懷瑾學術研究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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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道涵、南懷瑾與九二共識

封面圖片:南懷瑾與汪道涵1995年8月6日在上海會談。
 
撰文:周瑞金(中國資深報人、《人民日報》前副總編輯)
 
編按:本文摘自周瑞金先生文章《世間已無汪道涵 兩岸同嘆絕唱曲》《紀念三位歷史老人》《1998年我拜會辜振甫和南懷瑾》並做編輯,已經周瑞金先生審定並授權發表。
 
汪道涵先生一生從事革命,經歷豐富,貢獻良多。但他晚年擔任海峽會長14年間,致力於兩岸事務而創造出的業績,從「九二前密談」到「九二共識」,從九三「汪辜會談」到九八「汪辜會晤」,這應當是他一生最輝煌的成就,也是他留給兩岸國人最出彩的華章。
 
據我從國學大師南懷瑾先生處了解到,汪老介入兩岸事務,早在他任海峽會長之前。南先生在美國隱居三年後,於1988年返抵香港客居。在他剛住下來的第六天,當年在成都軍校的老同事、全國政協常委、民革副主席賈亦斌突然找上門來,幾個月後又介紹中央對台工作負責人楊斯德與南先生接上關係。
 
當時,中央選中南懷瑾這位「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隱士式人物,作為兩岸關係的傳話人,在當時歷史條件下,南先生是兩岸關係唯一合適的牽線人。
 
為著民族統一大業和兩岸人民的福祉,南先生抱著「買票不入場」的態度參與其中。不久即應李登輝的邀請返台與李共商對大陸政策。從1990年12月31日開始,終於促成兩岸密使在南先生香港寓所重開國共兩黨會談。
 

「我編一個劇本,你們審查」

 
在兩岸代表第一次會談中,南先生即提出建議:「我編一個劇本,你們審查。我建議成立一個中國政經重整振興委員會,包括兩岸兩黨或多黨派人士參加,修改歷來憲章,融合東西新舊百家思想,以及中華文化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憲法、國號、年號問題,都可以在這個委員會內商量,成為全中國人的國統會。這是上策。中策是大陸劃出從浙江溫州到福建泉州、漳州和廈門一塊地方,台灣劃出金門馬祖,兩岸合起來搞一個經濟特區,吸收台港等地百年來的經濟工商經驗。有力出力,有錢出錢,做一個新中國的樣版。下策是只對兩岸經濟、貿易、投資、通與不通的枝節問題商討解決辦法。大家談生意,交換煤炭石油。」
 
會談了幾次,終因雙方分歧太大,未獲進展。
 

汪道涵、許鳴真成為密使

 
於是南先生提議大陸方面增加汪道涵和許鳴真二人為密使,參與會談。由此,提升會談分量,增進會談效果,促成海峽兩岸關係協會成立,汪老被江澤民主席委任為會長。
 
1992年6月,南懷瑾先生披掛上陣,為兩岸密使親筆起草《和平共濟協商統一建議書》,提出「和平共濟,祥化宿怨;同心合作,發展經濟;協商國家民族統一大業」三原則。
 
此建議書由汪老直接送達江澤民等中央領導,獲得肯定,但終因李登輝沒有回應而失之交臂。從此,南懷瑾先生退出兩岸密使的會談。而在汪老的努力下,兩岸密使又分別在珠海、澳門、北京等地密會多次。
 
1992年月10月28日至30日,以汪道涵為會長的海峽兩岸關係協會與以辜振甫為董事長的海峽兩岸基金會,在香港舉行了成功的會談,雙方達成「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各自以口頭聲明方式表述」的共識,這就是「九二共識」。這個共識一直成為兩岸對話與談判的基礎。
 
1993年4月27日,在汪老積極倡議和大力推動下,經兩岸共同努力,備受矚目的第一次「汪辜會談」,終於在新加坡正式舉行。4月29日,汪辜兩位老先生共同簽署了四項協議,標志著兩岸關係邁出歷史性的重要一步。
 
這是海峽兩岸最高當局授權的民間機構最高負責人之間的首次會晤,引起世界震動。雖然會談內容只局限於民間性、經濟性、事務性、功能性的範圍,但它畢竟具有濃厚的歷史像征意義,對兩岸關係影響深遠。
 
1995年春節前夕,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江澤民就發展兩岸關係,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問題,發表了著名的八項主張,即「江八點」。汪老當即向江主席舉薦南懷瑾先生,並將我當時在一家雜志上撰寫的介紹南先生情況的《奇書·奇人·奇功》一文,推薦給江主席參閱。
 
同時,汪老又代表江主席邀請南先生到北京,與江主席直接見面交談台灣社情與推動兩岸關係方略,並到中央黨校演講。由於南懷瑾先生抱有傳統的「士大夫」氣,對國共兩黨始終抱著「買票不入場」的態度,沒有得到江主席正式的書面邀請,終不為所動。
 

兩岸關係的離合

 
後經汪老進一步協調,幾個月後,南先生才以探望許鳴真為由(當時許在上海醫院處於病危狀態),動身來上海與汪老見面。並用了四個多小時,向汪老敘述台灣歷史沿革,民心民意所在,台灣政情黨情社情,以及國民黨近況與李登輝的變化,強調攻心為上,文化統一領先。談話錄音由汪老轉達中央。至於到中央黨校演講之邀,南先生雖未答應,但表示會寫本書以回應,這就是後來出版的《原本大學微言》。
 
遺憾的是,兩岸關係剛邁出歷史性的一步,由於李登輝1995年訪問美國,又中斷了歷史進程。直到三年後兩岸關係度過危機、處於微妙階段的時候,1998年10月中旬,辜振甫先生應邀率領海基會代表團訪問上海和北京,與汪老再度聚首,並同江主席進行坦率交談,最後達成汪老應邀訪問台灣等四項共識。應當說,這是汪道涵會長以溫和、理性、創意之和談風格化解了雙方矛盾分歧,使兩岸關係春意初現。
 
恰在此時,我應台灣「中央通訊社」的邀請,率領《人民日報》新聞代表團訪問台灣。因此,汪道涵會長理所當然要借我訪台返港之機,了解當年一起參加兩岸密使會談的主持者的見解。
 
汪老當時先殷殷囑我多與台灣新聞媒體交流溝通,要我以大陸第一大報的身份推動兩岸媒體合作,爭取台灣當局同意兩岸主流媒體互派長駐記者。並交代我代他向辜振甫先生致意,同時要深入了解台灣政界對剛達成的汪辜會晤四點共識的反應。他說最近接連接到台灣方面有識之士來電來函,對汪辜再次在大陸會見反響熱烈,正面回應很多。最後,當我向他告辭時,汪老握著我的手,鄭重其事地交代說,在你們代表團返回途經香港時,你一定要前去拜會南懷瑾先生,聽取他對這次汪辜會談的看法和意見。
 
後來,我們代表團的台灣之行,基本上就是按汪老的意圖進行的。到達台北的第二天,便拜訪了辜老先生。他在台北台泥大廈自己辦公室親切會晤代表團,與我們進行了一個多小時的無拘束交談。他說:「我有55年未到北京,53年未到上海,再到大陸我有驚世之感,和以前的情況不能比。大陸二十多年來改革開放成功的景像,令我印像深刻。這次與汪老會晤是在兩岸關係冰凍很久後舉行的,顯示了兩岸以協商代替對立時代的來臨。我看,兩岸只要多接觸,以中國人的智慧一定能找出一條解決問題的路子來的。」他談到未來兩岸之間媒體的交流很重要,互派長駐記者是好的方向。
辜振甫與周瑞金會談。
辜老談起這次大陸行與江澤民、汪道涵先生見面聊天的情景,頗為感奮歡愉,說自己在台灣「立法院」報告大陸行時,有三位立法委員高興得唱京戲,還有人獻花,這是前所未有的。他說「行政院長」蕭萬長急於了解大陸情況,特請辜老共進晚餐,台灣政界大都正面看待四點共識。各方都將做出規劃,推動兩岸關係。
 
此外,我們在台北遍訪了台灣主流媒體,與台灣新聞界頭面人物都見了面,取得了良好的交流溝通成果。
 
我們代表團從台灣訪問歸來,途經香港。因汪老事先交待我到香港應去拜見南懷瑾先生,聽取他對「汪辜會晤」的反應。這是我第一次去南先生香港寓所拜訪神交已久的南先生,那是在1998年11月8日晚上。當時南先生81高齡,精神矍鑠,稱我為「南書房行走」來了。一語雙關,既說我是中央機關報主持言論的副總編,經常要跑中南海;又戲稱今天我是到「南懷瑾書房行走來了」。五年後南先生回上海,在蘇州吳江建太湖大學堂,我已從人民日報社領導崗位上退下來,經常跟隨南先生習禪修煉,果真應了「南書房行走」的戲言。
 
當我見到南先生,首先代汪道涵會長向他問候致意,並懇切詢問他對這次「汪辜會晤」的看法。想不到,南先生似乎早就知道我會提出這個問題,就哈哈一笑,心直口快說道:「現在兩岸都說好,我看不會有結果。‘汪辜’閩南話是‘黑鍋’,某人在台灣名聲不好。而李登輝這個人你們都沒有看透。他在執政初期,權力基礎未穩,利用密使會談,緩和兩岸關係,取得大陸對台灣地位的認可,得以騰出手來將李煥、郝柏村、林洋港等政敵消除掉,鞏固自己權力。現在,李登輝不同了,他會容忍汪道涵去台灣講統一嗎?」
 
我一回到上海,汪道涵會長馬上接見我,聽我彙報台灣之行,他特別關注南懷瑾先生的反應,我當時隱諱「黑鍋」之說,只說南先生不看好兩岸關係的改善,認為汪會長回訪台灣機會渺茫,李登輝的地位和態度都已發生變化,不可能讓道涵先生到台灣去宣講兩岸統一。
 

汪辜會談的句號

 
果不其然,南先生在香港對汪辜會談說的話,竟一語成讖。1999年7月,李登輝公然拋出「兩國論」,汪道涵會長台灣之行終成泡影。從此,汪辜兩老,對隔海峽,咫尺天涯,無緣再見,抱憾終生。
 
2005年12月24日,汪老與世長辭。正在閉關的南懷瑾先生在關中超度老友,並撰挽聯一副——海上鴻飛留爪印,域中寒盡望春宵。由我轉達,獻到汪老靈前。南先生以此聯表達了對國共合作信使同道的哀悼之情,認為汪先生走了,「汪辜會談」也畫了句號,希望兩岸關係的寒冰期早日結束,開啟新的「春宵」時代。
 
汪道涵、辜振甫、南懷瑾,三位歷史老人真是時代精淬出來的典範,是兩岸關係的卓越開拓者!他們對兩岸人民的共同命運,有著深切的關懷與使命感,在人生最後歲月裡,無私無我地奉獻投入,毫無個人的利益算計。其人品、氣質、胸懷、意志,其學養、歷練、視野、風度,不但在同儕中卓然拔萃,在後來者中恐也難以超越。
 
原刊於南懷瑾學術研究會微信平台,本社獲授權發表。
 
圖片:南懷瑾學術研究會微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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